在日本做劳工的日子
半个月后，陈玉川一行人被押到天津塘沽，后又坐上轮船被送到日本长野上松一家电厂，过起了长达一年多的劳工生活。
“在电厂里推石头，修涵洞，每天平均工作12个小时，最长的时候会达到18个小时。”和陈玉川在一起做工的都是中国人。“日本人总是没有理由地打骂我们，没有一天不挨打的。”
住的是木头钉的床，吃的是大米糠掺了三分之一的黑次面蒸出来的饭团，吃了后便秘，肛门疼痛。冬天由于天气寒冷，没有衣服穿，便把水泥袋子套在腿上抵御风寒。“厂里的草也被我们吃光了，有时候用开水煮一下，有时候饿极了直接塞到嘴里就吃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这样的好消息让和陈玉川一样在日本的劳工感到兴奋。从长野坐汽车到九州，坐美国兵舰回到了天津。“踏上国土的那一刻，真是特别高兴，终于回家了。”
“政策的变化让人温暖”
回到家后的陈玉川种起了田，当起了农民，如今已是四世同堂。陈玉川年轻的时候爱抽烟喝酒，后因为得过一次脑梗塞，便滴酒不沾了。
在《日军侵华集中营》一书中，有记录陈玉川经历的章节。在书中还夹着一张手写的陈玉川经历的纸张。“这是多年以前写的，也记不得时间了。”
“我愿意把自己当兵的经历讲给后人，因为当时都是团结一致抗日，为的就是保卫国家和人民安定，觉得这是非常光荣的历史。”陈玉川每月有几十元的养老金，村里每月也有1000多元的拆迁补助费。“这些年，日子就这么过来了，也没有想过国家会给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一些优抚政策，这次国家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社会福利保障范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优先照顾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这些政策的变化真是让人心里感到很温暖。”
“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抗日战场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活着的怕是也不多了，需要国家给予政策上的关怀。”鲁堂锁说，政策上的变化是一种社会进步，也是对抗战老兵的一种认可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