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讲对?
——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同个别论断区别开来，完整地把握。我们应当把握的是经典作家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不应拘泥于社会主义将“同时在多个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并将“消除商品生产、按计划进行生产”的带有一定时代局限的预言。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针对当时所处历史环境而提出的具体看法区别开来，科学地把握。正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认为，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
——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意同后人的误读曲解区别开来，准确地把握。当我们曾把“一大二公”作为社会主义特征时，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等论述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就在于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在人类认识真理的历史长河之中，同任何伟大的思想一样，马克思的学说并不是终极真理，也不可能穷尽全部真理。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的做法正是同马克思主义本身相违背的。
处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不应苛求前人为我们解决当下问题提供现成答案。我们从老祖宗那里得到的宝贵财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科学体系、基本原理、思想精髓、立场方法、行动指南，一言以蔽之，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清泉，绝不是一潭静止的死水。只有沿着无限延伸的实践河道流淌，才能永远生生不息，不断奔腾向前。
由此出发，我们既不应因为经典作家讲过的个别论断带有历史局限性而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念，也不应在做今天每一件事时都一定要从本本上找到出处和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学说，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今天，我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就应坚持科学体系，防止割裂肢解；坚持基本原理，防止教条主义；坚持思想精髓，防止形而上学；坚持立场方法，防止唯书唯上。
历史的宿命与历史的使命
正如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那样，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继在俄国和中国等登上历史舞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出乎经典作家预料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
这似乎是一种历史发展的悖论：正是为了打破束缚先进生产力的桎梏，才有了对“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跨越。然而，同样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历史前进的脚步又不得不徘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宿命。
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当历史按下“快进键”后，那些被跳过的情节难道真是可以被完全忽略的吗?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今天，我们重温“两个决不会”的精辟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经典作家似乎早已对这一历史的宿命作出过暗示。
这种宿命表现为，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甚至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而也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的特殊历史使命。其特殊性在于，首先，必须通过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取得社会主义的资格；其次，必须调整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进行自我完善；同时，还必须承担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因“时空压缩”而出现的“双重任务”，并注定要面对集中爆发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严峻挑战。
这是一个经典著作中不可能有现成答案但却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面对这一“历史宿命”，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不断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而讲新话，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老祖宗，而不能把科学理论变成供奉于神龛之上的宗教而顶礼膜拜，当作僵化的教条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机械地裁剪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活生生现实，这就需要我们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使其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与时代的不断发展相适应。唯此，马克思主义才不会成为深埋于历史岩层的“化石”，而是可以用来切割现实硬物的“钻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同志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表达的正是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讲新话的应有政治品格与理论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