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有发言权吗，那有发言权吗……我们只能关心自己家里这点事，那不就是孩子的婚事嘛
在相亲角呆久了，大叔大妈不给孙沛东找对象了，开始托她“反映问题”。
一天，孙沛东正在公园里做访谈，一个60多岁的阿姨走过来，往她手里塞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政府提供平台，为儿女们婚姻大事分忧——一位普通家长。”在阿姨眼中，这个戴眼镜的女学者是“上面派下来了解民情”的人。
“你说，现在组织怎么也不管管，以前还能为单位的男女青年组织一些活动，现在怎么没人管这事了呢？”另一位65岁的退休医生也忍不住向她抱怨。
孙沛东觉得这些想法很“幼稚”。“它代表了这些人对于国家的定位，对于市场力量的感知，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帮孩子解决问题。”
研究这些人的经历，她发现，采访的43个替儿女相亲的父母中，接近一半有知青经历。曾有学者将1947~1957年出生的人，从人口学广义上划为“知青一代”。孙沛东的被访者，大多就是这一批人。在西方学者眼中，这些人又被称为“毛的孩子”。
“在社会学的概念中，父母给孩子找对象，和他们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理解是紧密相关的。而他们怎么确定择偶标准，又和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是有关的。”孙沛东说。
知青一代年轻时也经历过“单身潮”。曾有学者认为，1970年代末期知青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1984年，《中国妇女》杂志还出版过大年龄青年婚姻专号。
为解决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组织及时出手了。孙沛东查阅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等报刊资料发现，北京市举办过大型联欢晚会，全国总工会也就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召开过座谈会，号召工会、共青团和妇联联合起来创造条件，上海援建的某三线厂党委和团委甚至面向全国为厂里的单身男青年公开征婚。
那时，上海人民广场周末和节假日经常举办露天舞会，为单身男女婚恋创造条件。许多刚刚回城的未婚知青在这里找到了对象。
30多年后，知青一代的子女长大了，西方学者把他们称为“邓的一代”。这些人面临着新一轮的“单身潮”。可如今组织基本已经从个体生活中隐退，无法再依赖国家和政府的帮助，只能靠家庭出手相助。就像张薇薇妈妈身边的人说的那样：“咱们是过来人，孩子还是不了解啊，做父母的得帮着张罗。”
于是，“毛的孩子”们再次回到了公园的相亲角，从“自发相亲”变成了“白发相亲”。
在孙沛东看来，这些人拥有的特殊经历，让他们对子女的婚姻，有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知青一代要求子女结婚候选人的学历良好、工作稳定、薪酬优厚、婚房齐备，是因为他们曾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经历了被耽误的社会生活，也遭受过经济转型的困境，担心下一代承受不了“选错人”的灾难性后果。
《谁来娶我的女儿》新书发布会上，一位阿姨这样说：“股票涨跌，我们这帮人有发言权吗？水价上涨，我们这帮人有发言权吗？国家主席谁当我们有发言权吗？空气污染由谁负责我们有发言权吗？我们只能关心自己家里这点事，那不就是孩子的婚事嘛！”
周晓的爸爸就属于人口意义上的“知青一代”。他几乎每天在电话里问女儿的相亲进展：“你们俩怎么样啦？联系到哪一步啦？有没有开始谈情说爱啊？”不仅如此，他还修正周晓的择偶观，一定得找“政治上信得过”的：最好是公务员，其次是国企，外企是不靠谱的，自己创业的更不行了，女儿得担风险啊。
“这是代际累积的结果。在择偶和婚姻这个问题上，中国大城市中40后、50后这些知青一代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其结构化、制度化的怕与爱。作为‘知青子女’的80后，无法彻底摆脱父辈的生活烙印和集体记忆，这也构成了他们自身的人生窘境。”孙沛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