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压力
据媒体报道，在李怀亮被无罪释放之后，检方公开称，此案不是“错案”而是“疑案”，还暗示受害者家属在上级领导来视察时，“让他们喊大声点，让领导听到”。此案曾因在案卷中出现一份受害人家属书写的“死刑保证书”引发舆论哗然。
现实中，一些冤错案件确属疑案。最高法院刑三庭负责人分析，有些案子不是完全没有有罪证据，比如，有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有被告人的认罪口供，有证明被告人有作案时间、条件的证据等；比如讯问笔录里有多次有罪供述，可被告人到法庭上就翻供了；有罪供述可能是刑讯逼供的结果，但没有排除。
“人被杀死了，尸体还摆在那儿，社会压力大，又有一些有罪证据，最后种种原因，就酿成了一个错案。”他说，因为担心放纵犯罪，影响社会稳定，个别法院这时候就顶不住压力误判了。
沈德咏在文章中指出，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他直言，法院在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
对于所谓影响审判的“各方面压力”，公众或舆论通常理解为来自公检法内部或者党委政府的政治压力。在福清爆炸案中，原本检方对是否批捕其中的一名嫌疑人有不同意见，但在当地政法委的“协调”下还是批捕了。
最高法院相关人士表示，现在党内和公检法内部，司法环境总体趋好，“党委干涉个案的情形越来越少”；案件经过侦查，起诉后，法院该判就判，该放就放，该宣告无罪就宣告无罪。“我们原来顾忌公安、检察机关的一些因素，现在普通刑事犯罪里面确实是不多了，尤其是暴力犯罪案件更是不多了。”
许多法官称，更多的压力来自社会，尤其是当重大杀人案件发生——受关注的著名冤错案件多属于此类。
“哪一个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遇害不痛苦？案件起诉到了法院，就希望法院为他们伸张正义，”一位资深法官说，“媒体、社会都很关注，受害人家属经常到法院上访，甚至引发报仇酿成新的命案。这些压力只有身在其中才能真正体会。”
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基层和中级法院，“每个法官都要依靠当地的各种关系来生存，整个家都在那个地方，这个案子怎么这样判呢？这种压力是无形的。所以法官有时往往不敢独立地作出判决，宁愿往上请示，让上一级法院帮助承担这种压力。”受访的一位法官在地方中院、高院和最高法院都担任过刑事法官，“这种体会确实很深”。
长期以来，主导民众和司法官员的刑事司法理念是“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沈德咏以有较完备司法制度的西方国家经验，试图说服民众接受这样的事实：要防范冤假错案，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这是无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
“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他说，冤假错案一旦坐实，任何的解释和说明都无济于事，多少成绩和贡献也都将化为乌有，“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虽然福建省高院在福清纪委爆炸案中顶住了压力，从未作出有罪判决，并最终宣布五名上诉人无罪，但此案中的错误被媒体发现并持续报道长达7年仍迟迟不改，有关部门因家属、律师维权“错上加错”，令司法形象和司法权威受到了严重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