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要坚决排除
在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中，替警方诱供的“狱侦耳目”袁连芳被意外发现，成了推动此案平反的关键。
刑讯逼供一直被认为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1998年，最高法院在刑诉法司法解释中规定，刑讯逼供所取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10年5月，两高三部专门出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证据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曾被寄予杜绝刑讯逼供的期待，但来自最高法院的调研表明，“总体情况不是很乐观”；2013年新刑诉法实施，外界也不看好。
实践中的难点在于举证。来自审判一线的法官举例，比如嫌疑人说在侦查机关作的口供，是屈打成招，手被打伤了，一查确实是受伤了，但怎么受伤的，又举不出相关的材料和线索，这就很难排除，法官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在审讯和拘留阶段，犯罪嫌疑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很难取得和保存刑讯逼供的相关证据。法官判断时心里虽然怀疑有刑讯逼供的可能，但还是要靠证据说话。
如何应对非法证据排除难？新刑诉法有许多配套规定：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控辩双方如果对证言有不同意见，又影响到定罪量刑，证人不愿出庭的，就需要强制相关证人出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办案警察要出庭对质；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从开始审讯到结束，不能间断，不能剪辑，全部证供都要呈堂；羁押讯问制度，只要逮捕都要到看守所去讯问，防止在其他场所刑讯逼供，到看守所外去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找证据，一个是看现场。
最高法院相关人士表示，未来会进一步推动侦查取证的合法化，“尽管排除有难度，但我们的原则是，对于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要坚决排除；只要认定刑讯逼供，法院就要把非法证据排除。”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13年新刑诉法实施之后，已有一些地方法院出现“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而浙江省高院再审张氏叔侄强奸案时，正式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重大命案中的适用，被法学界认为具有风向标意义。
在文章中，沈德咏再次强调了他在多个场合反复讲的程序公正优先，“完备的程序制度，能在最大程度上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制度保障”。他把法律制度比作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保护神”，“关键看我们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坚持原则……如果我们放弃原则，冤假错案一旦铸成，除了老老实实承担责任，没有谁能够救得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