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的烟草大省，多争取生产计划，即意味着真金白银，国家烟草专卖局成为重要公关对象。2012年9月，云南彝良发生地震后，云南省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
相比“工商分离”改革时期，国家烟草专卖局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或明或暗，改革完成后，姜成康成了地方政府受欢迎的对象，“到省里，四大班子都会出来作陪”。
而此时，几乎所有的改革都烙上集权色彩，渐渐偏离了市场化方向。比如行业内所谓的“1号工程”使每个企业的每个车间的每条流水线的生产情况，全部处于国家烟草专卖局监控之下，企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生产规定数量的产品，“几乎不可多生产一包”。
此间，喜欢数字口号的姜成康提出了更高目标——“两个跨越”（从省内跨越到省际，从国内跨越到国际）、“两个更高”（卷烟工业企业要在更高层面、更高水平进行联合重组）。
2008年，广东中烟、广西中烟进行了“两个更高”的试水，双方股权结构采取中国烟草总公司控股、协议双方实行双向持股模式。这一模式曾被寄予进一步改革的破冰，然而时间证明，两企业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尤其品牌及市场，几乎没有触动。
“控烟”者
姜成康主导的改革带来的红利，在控烟派看来简直不可饶恕。
十年间，全国卷烟的产销量规模从2002年的3400万箱增长为2012年的4950万箱。中国烟草产业占全球的43%，卷烟产量远高于另外9个烟草生产大国产量之和。
对于这个数据，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颇为愤怒，在强大的烟草利益集团面前，过去这么多年的功夫似乎都付之流水。
一位不愿具名的控烟人士透露，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发改委主管时，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日子。“这十年就是步步倒退”。
国家烟草专卖局近30年历史，前后接受过四个部委的领导。上世纪80年代成立之初归轻工业部管理；1993年，又划归国家经贸委管理。发改委成立后，国家烟草专卖局接受其主管。
而正是这段时间，控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内部人士称，2003年11月，时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的刘铁男带领中国代表团参与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结，并于11月10日加入公约。
2006年1月9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实施。2007年4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但是，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再次使得控烟进程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