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时，汪东兴不光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身兼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两大要职，不但掌握中央高层的人身安全和自由，而且专门负责毛泽东的文件。1976年9月17日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生前住处“202”，想拿走毛泽东的文件，却看到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住，封条上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公章，原来，汪东兴在两小时前刚刚带人来过。江青气得咬牙切齿：“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
1976年10月初，汪东兴以中办主任的名义发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内容有二：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这样，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也被通知与会。10月6日晚，汪东兴亲自指挥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后王洪文、张春桥分别于1992年、2005年病逝），同时派人宣布对江青、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实施隔离审查。
由于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
陈云的讲话震动会议
党的十一大，在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下，起到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不足的一面，那就是“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这一使命落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决定增选一位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且一致选举陈云担任。陈云早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就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56年八大上就曾当选中央副主席，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进入常委会，不全是因为他资格老，还因为他在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便提出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更因为他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作了震动会议的重要发言。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11月10日开幕，开了整整36天，直到十一届二中全会召开前3天才闭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本来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陈云在东北组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先是表态完全赞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接着话锋一转，扔出了他的“重磅炸弹”：“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参会者都有点吃惊，因为这似乎“离题”了。但陈云丝毫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他接着讲：“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一口气将准备好的问题都摆了出来：给“61人叛徒集团”和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人平反，肯定“天安门事件”，批判康生。会场上鸦雀无声，等陈云一讲完，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陈云的“开炮”一举扭转了会议的方向，老同志纷纷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会议闭幕时，已经为3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好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两个凡是”，宣告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并在人事上做出新安排——政治局常委有6人，依次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其中，对华国锋、汪东兴两人，不少老干部颇有微词，但出于保持安定团结局面的考虑，全会提出“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华国锋仍然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已经从政治巅峰跌下来；汪东兴虽然还是副主席，但会后通过任命新的中央秘书长、中办主任等，削去了他的实权；邓小平尽管排名第三，实际上已是“第一提琴手”；叶剑英德高望重，但从大局出发，衷心拥护邓小平——早在邓小平正式复出之前，1977年4月叶剑英过80大寿时，邓小平当着许多老革命家的面亲切地称他“老帅”，他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使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