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应否、能否结盟?
政治关系、安全需求和军事合作为中俄联盟准备了条件。但是，具备了条件并不意味着中俄就应结盟，条件与选择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且，这些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对于中俄应否、能否结盟，仍需进行三个方面的考察。这三个方面是不结盟原则、结盟的作用和选择结盟的可能性。
关于不结盟原则，中俄结盟论者的论证应说是有力的。从抽象的意义说，不结盟具有价值的意义。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它既具有价值的意义，也具有工具属性。一般而言，由于国际关系远不能达到人类理想的状态，它在国际政治中工具属性的表现更多，这就决定了它对于国家来说是可变化的政策选项，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圭臬。比如说，如果出现了威胁国际安全和稳定的恶性力量或国家，如像二战中那样的侵略国家，爱好和平的国家结成联盟就是正确之事。这表明，结盟或不结盟不是先验的正确或错误、正义或非正义，而是取决于具体条件和目标。这也适用于中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不结盟原则不是中俄结盟不可逾越的绝对屏障，也不能彻底否定中俄结盟的可能性。不过，这不意味着不结盟原则对中俄关系没有现实约束力，也不意味着突破不结盟原则不会有任何问题。一切都有其特定的时空环境，在理论上可以大刀阔斧，但在实践中不能不受制于既成的环境。在没有发生重大形势变化的情况下，突破中国的不结盟政策不是轻易之举，改变中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也同样有很大困难。
从中俄结盟的作用角度考察，结盟论者所列举的效应无疑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它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些效应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即不能在理论上充分证明它们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缺乏对中俄结盟可能产生的负效应的考察。结盟论者的逻辑是：即使结盟不会带来明显的正效果，至少不会损失什么。这种想法是只注意了结盟效果的外延，而忽视了它们对中俄关系自身的影响，没有从中俄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并且对结盟有过于工具化的理解和使用。只突出其可能的正效应而忽略其负效应，这难以对一项政策的预期效果作出客观分析和全面评估。
假使所列举的正效应能够发生，它的效果很可能不会是明显和强烈的。在这些效应中，可实现的在战略伙伴框架内基本上也能实现，难以实现的即使结为同盟也难以实现。
结盟也有成本。对中俄结盟来说，它抵押的是国家间的信任和两国关系的长远。按照结盟理论的一般观点，结盟有两大隐忧：一是担心被盟友抛弃，二是担心被拖下水。中俄结盟也将面对这两个隐忧的考验和折磨。结盟是军事联盟，它要求两国在军事安全上形成统一战线，在发生战争时相互支援。可以断定，中俄两国现在对此都没有做好准备。把赌注押在对方不会发生战争或小规模战争无需另一方支持的判断上是轻率的，这不仅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履约，而且将面临违约的风险。事实上，一方发生与他国的战争，不论规模大小，都有权利而且会要求盟友支持。以俄格战争为例，尽管规模很小而且俄罗斯占绝对优势，它仍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伙伴给予支持。由此可见，在没有做好政治准备的情况下，中俄联盟的基础是不可靠和脆弱的，将不可避免地以悲剧性结局告终。
中俄结盟将提高两国关系的定位，但不太可能明显提高两国关系的水平。中俄现阶段的问题不是因定位太低而限制了两国合作潜力的发挥，事实上，现有框架为中俄合作所提供的空间尚绰绰有余。举例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九条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⑥这一条款针对的即是军事战略安全。但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在条约签订至今的11年多的时间里，这一约定从未被付诸实施过，不管是在俄格战争期间，还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或是在因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而发生的中美冲突中。⑦这种情形不是因为中俄缺乏军事战略安全目标，而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使然。结盟不能自然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结盟的客观效果很可能不是改变这一状态，而是把理想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
盟友与战略伙伴是十分不同的身份，对盟友和战略伙伴也会有十分不同的心理预期和要求。随着中俄由战略伙伴变为盟友，两国将以不同的眼光和要求看待对方。认为盟友只是战略安全同盟，无关乎其他领域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了。虽然盟友的条约义务是在战略安全领域，但它也将产生新的政治、外交、经济等要求，并将两国关系置于更高标准中。但结盟不会使两国的实务领域合作发生突变，也不会改变两国基本的政策思想和行为模式。两国合作仍将因循现实的轨道行进，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两国仍将是以本国利益的需求为取舍，而不会以盟约为准绳。在这个过程中，落差、失望、不满会逐渐堆积，导致互不信任的增加，最终不仅对两国关系造成侵蚀，而且威胁到战略联盟的可靠性。
简而言之，结盟不仅是加深国家关系的方式，也是销蚀国家关系的途径。它将产生什么结果，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和条件。就中俄关系而言，在当前的状况下，它对实质性提高中俄合作水平难有大作为，但在给中俄关系带来误伤上则有很大可能。
关于选择结盟的可能。在这一方面，结盟论者对俄罗斯存在着误判。在不少方面，有以中国的思维和逻辑代替俄罗斯的思维和逻辑之嫌。结盟论者认为与中国结盟是俄罗斯的最好选择，但俄罗斯似乎并不这样认为，虽然它的确愿与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国际稳定中进行战略协作。2013年2月，普京总统批准了最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概念》，其中表示：“在当代时期，传统的军事政治联盟不能保证应对各种现代挑战和威胁，这些挑战和威胁具有跨国的性质。取集团政策而代之的是网状外交，它立足于灵活地参与各种多边机制，以寻找解决共同任务的有效途径。”⑧这不表明俄罗斯拒绝结盟政策，但反映了俄罗斯在理念和策略上都对参与大国联盟持谨慎态度。事实也是如此。俄罗斯学术界主流的共识是反对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即使是主张中俄友好最力的学者也持这样的观点。⑨
认为俄罗斯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在联盟中较低的位置，并为中国崛起为“世界主导国”助一臂之力，这种想法缺乏对俄罗斯真实心理的了解。事实上，俄罗斯所特别敏感和抵触的就是成为中国的“小伙伴”，俄罗斯所特别担心和尽力避免的就是被拖入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中。俄罗斯人对此说得很多，也说得很清楚。如俄罗斯外交事务学会季莫菲耶夫教授所指出的：“在中美竞争中，俄罗斯无意加入任何一方，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⑩因此，在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指望俄罗斯为中国火中取栗不切实际，也低估了俄罗斯的外交智慧。
以为中俄结盟可共同对日也是一种假想。俄罗斯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但期望俄罗斯在中日钓鱼岛军事冲突支持中国不太可靠。中国把中日和俄日领土争端看作与日本的共同矛盾，它们可构成同一的问题，由此可结成统一战线;但俄罗斯看待这两个问题的角度与中国不完全相同，它更多是把它们作为两个问题看待，而且北方四岛是在俄罗斯有保障的控制之下。不仅如此，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外交的“强硬”也已有所不安。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卢金新近撰文说：“中国外交在过去顺利发展了30年，现在它的活跃是合乎逻辑的现象。但是，中国外交的活跃可以是和平和安全的福音，为亚太地区稳定做出贡献，但也可能对其造成损害。作为中国的友好国家，俄罗斯应运用自己的影响，避免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外交的基础。俄罗斯愿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展密切的互惠关系，这对俄罗斯的发展特别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必不可少。但不能允许出现俄罗斯必须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中心进行选择的局面。俄罗斯希望与所有国家都保持建设性关系。俄罗斯不愿亚太地区发生任何冲突，更不愿意被卷入。因此，莫斯科的方针是建立有效的全面安全系统，而不是支持某一方。”11 在俄罗斯学术界中，卢金教授属维护中俄关系一派，并且是“中国威胁论”的反对者，以他的学术观点背景说出上述言论，值得引起注意。这表明，俄学术界已有这样的动向，即俄罗斯不仅不应在中日冲突中(乃至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端中)支持中国，而且对中国外交的日趋“强硬”已有担心和批评之意。
可以推断，即使中国愿意，俄罗斯也未必会同意与中国结盟。这就是说，俄罗斯选择与中国结盟的现实可能性是很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