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结盟”主张的浮现
中俄结盟的主张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完全消失，但声音微弱，只是若隐若现。2012年前后，由于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大声疾呼，这种主张开始在舆论中流传。
按照持中俄结盟主张学者的判断，中俄结盟存在着现实可能。中俄两国都无法加入西方阵营，美国不可能接受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为盟友。这堵死了中国和俄罗斯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联盟的道路。同时，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中俄都面临着战略合作关系弱化和国际压力国内化的威胁，这增加了中俄以结盟应对美国新战略的需求。从中俄双边关系来看，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对于俄罗斯来说，在普京2012年再次就任总统后，它面临着比过去更大的战略压力。西方对普京不抱希望，认定俄罗斯在普京任内将是“更坏”的国家，将加大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没有比与中国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此外，俄罗斯在积极走向东方，中俄结盟有助于俄罗斯在东亚的存在。根据结盟论的观点，中俄结盟对中国有重大利益。
其一，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不断增强。中美结构性矛盾、中日的地区结构性矛盾呈现尖锐化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对结盟的需求变得越来越突出。中国需要与战略利益相同的国家结为同盟，特别是有实力的大国，以减轻国际压力。
其二，没有盟友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主导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国际结构正在向着中美两极结构发展。对于这种前景，中国不应惧怕，而应努力争取。与俄罗斯结盟有助于实现这种可能，这是中国崛起为世界两极之一的最好途径。
其三，中俄结盟还将防止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出现1∶4的局面(中国对美英法俄)，为形成争取法国中立的2∶2(中俄∶美英)结构奠定基础。
其四，中俄结盟可维护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在远东地区仍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远东和平的积极作用。美国有退出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倾向，中俄结盟可以阻止这种倾向的发展，确保雅尔塔体系在远东继续发挥作用。
结盟论者认为，中俄结盟不会实质性改变大国关系性质，不会加剧中国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也不太可能形成中俄与美日的对抗局面。结盟不是新冷战，而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行为，它与冷战思维没有必然联系。由于中国在军事实力上没有超出俄罗斯，中俄同盟将不是主从型同盟，双方都不会受到压制，但客观上实力对比将向中国倾斜，中国是联盟中的强者。中俄联盟将形成的是盟友而不是朋友关系，维系它的基础是利益而不是感情。因此，“诚信”不是主要问题，只要共同利益存在，联盟就可以持续。中国也不必担心因结盟被迫卷入战争。俄罗斯的核武器足以防止大战，而小规模战争俄罗斯有能力应对，无需中国支持。最后，在不结盟政策问题上，结盟论者认为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因为不结盟不是中国的一贯政策，也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政策。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不结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读，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不是不结盟，而是独立自主。④
对“新结盟”环境和条件的分析判断
中俄结盟论的出现不是凭空而来，它有特定的政治氛围和历史环境。或者说，自196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中俄结盟的政治和现实环境。
所谓政治氛围，是指中俄关系达到和保持着高水平的友好与合作，使结盟具有了政治基础;所谓现实环境，是指两国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相互支持的结构性需求，使结盟具有了客观条件。
中俄关系达到了高水平，两国官方都认为，现在是中俄关系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当然，对于这一判断，可以提出许多问题。
中国和俄罗斯在17世纪初期开始正式接触，迄今将近400年的历史。中俄在1689年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这被视为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开始，迄今也有300多年。在这全部300多年的历史中，1950年代是中俄友好与合作的最高峰。与之相比，现在的中俄关系在诸多方面有所不及。
在中俄民众之间，已不复有1950年代那种热烈的友好感情和浓厚的兄弟之谊。就此而言，现在的中俄关系不如1950年代。不仅如此，现在的中俄关系时常受到民间问题的困扰。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民意对外交的影响越来越大，“低级政治”对“高级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中俄民间出现的问题很容易对两国关系造成政治冲击。例如2009年俄罗斯军舰击沉“新星号”货轮，造成7名中国船员死亡;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使大量中国商人蒙受巨大损失。这两个事件都在中国民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应。
1950年代，两国相互保持着最佳的国家形象，“莫斯科—北京”的歌声深入人心。现在中俄相互的国家形象则复杂得多。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形象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有把对方当成友好国家的，也有把对方当成威胁的。两国都有对中俄关系持怀疑态度的舆论，存在着相互不了解和误解。
在经济领域，中俄的利益融合显然也不及1950年代深。如果说现在中俄在政治关系上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经济关系上却不能这么说，“经济落后于政治”一直是中俄关系中的问题。经济上的深度融合较为困难，俄罗斯担心过度的经济融合会使它变成中国经济的附庸。
尽管存在着这些不足，但认为现在的中俄关系为历史最好仍是有理由的。
中俄完全解决了边界问题和领土问题。在中俄关系中，边界和领土争端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没有一个问题比它更持久地影响过两国关系，它是两国关系不和与冲突的渊薮。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把中苏推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对此两国都记忆深刻。中俄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艰辛和漫长，历经无数挫折反复。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不说是中俄关系的历史性突破。2001年，中俄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宣布相互没有领土要求，这根除了两国关系中的最大隐患，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创造了重大条件。
现在的中俄关系以平等为基础，这也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从没有过的。从中国的观点看来，过去中俄关系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平等。即使是在中苏友好时期，苏联也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兄弟。毛泽东与苏联决裂，原因之一是不能忍受不平等的地位。1989年，邓小平在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说，中俄关系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同样，俄罗斯也是自尊心十分强烈和敏感的民族，从内心里不能接受对方居高临下的地位。所以，平等对于中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俄关系好于以往的重大特征。
中俄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就国家关系的密切程度而言，现在的中俄伙伴不如1950年代。但是，1950年代的中苏关系是建立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关系基础上，中苏不仅是国家间的同盟，也是意识形态的同盟。在许多情况下，意识形态利益代替了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原则代替了国家关系准则，意识形态逻辑代替了国际关系逻辑。事实证明，它的结果是悲剧性的。现在的中俄关系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一方面，两国关系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中俄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它不应成为两国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现实的国家利益基础上，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人将之批评为“没有爱情的婚姻”，但对国家关系来说，这种“婚姻”可能更稳定。
在两国关系为结盟提供了政治条件的同时，两国在国际上也存在着广泛合作。中俄面临的外部战略压力有部分重合，两国对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有着一致看法，国际政治理念相近，立场契合。两国都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都追求国际政治结构的多极化，都反对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都主张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公正合理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在联合国的合作卓有成效，是维护国际正义的重要保障。在中亚、东北亚等地区，中俄合作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俄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G20等地区组织的主要成员，两国合作是这些新兴地区组织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所有这些方面，中俄都不仅存在着相互支持的需求，而且这一支持对它们是十分重要的。
还应看到，中俄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也达到了很深的程度。中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保持着战略磋商，两国武装力量接触频繁密切，中俄在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多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例如“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演，由中俄两军总参谋长直接主持，两国国防部长亲临现场观摩，中俄参演部队包括陆海空军和空降兵及海军陆战队，两国动用了大型舰艇、潜艇、战略轰炸机、歼击机等重型武器。2012年4月，中俄举行了首次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双方都派出了主战舰艇参演。按照双方的规划，中俄将继续进行联合军演，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将进一步深入。军事战略安全是结盟的核心，军事合作对于结盟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说，两国结盟也具备了条件。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