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与价值观
因观念而起的争论远比人情江湖的争夺激烈、直接，这使得历史命题组成为争夺焦点。初入命题组的地理老师王珂就曾为隔壁历史组的争论之激烈咋舌。
“我们在同一条走廊。有天下午，历史那边吵得不可开交，互相都拍了桌子，我们晚上吃饭还在八卦这事，打听他们吵的内容，”王珂坦言，“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突然一点声音都没了。”
王珂忍不住去张望，吃惊地发现：历史命题组办公室空无一人。
消息迅速传来——前一天的过激讨论令一位命题老师气得撂了挑子。根据规定，同一命题组必须同出同入，也就是说，一旦有人停工，其他人也只能呆在宿舍里“陪坐”。教育部门慌了神，赶忙斡旋；下午，历史命题组办公室“战火重燃”。
“里面并不是外边想象中一团和气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题目被采用，每个人也都认为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康舒表示。
发生争论的根本原因是，高考题目的命制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既包括教材、考纲和学生实际情况，也包括命题者的观念。
在使用两种教材的江苏，初入命题组，苏州科技学院教授王本立就感受到了照顾不同教材的压力。入闱前，他对其中异同所知甚少，这使得他提出的不少题目受到挑战，深感“不太适应”；同组一位命题经验丰富的中学副校长反而逐渐主导起一班教授。
然而，当问题转向观念冲突时，解决的办法却没那么简单，廖欣荣对此深有体会。
2008年，廖欣荣在一道选择题上与同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题目要求考生针对《北京晚报》创刊、停刊、复刊的三个时期选择所对应的历史事件。命题的背景之一是：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北京晚报》被勒令停刊，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组员认为这道题不该考，而廖欣荣认为学生应该知道这段历史。最终，争论双方各退一步，题干涉及停刊时间的部分改为了“一度停刊”，原先设计的关于“文革”的答案也被替换。
新旧观念的“攻防战”中，胜负并无定数，出于大学老师们的坚持，学科的新观念也常得以注入考题中。
在某地的一次命题中，有组员曾出题，称农业合作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结果。但是有几位老师认为这个现象被捧得过高，“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长期处于一个低迷状态，这样的题不符合实际”。一再坚持下，题目最终没通过。
2004到2009年，北京卷四次考了罗斯福新政。“教材的主流观点是罗斯福新政没有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根本站不住脚，”廖欣荣说，“我们选择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去考罗斯福新政。”
一位不愿公布姓名的命题者透露，某地命题中，还曾有组员以“花篮的花儿香，陕北的好江南”为题，要考生答出，这首民谣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陕北的大生产运动”。考虑到近年来大量著作早已更新了对“大生产运动”的认识，这位命题者起初借口“歌太俗”反对，见对方坚持，不得不直抒己见，题目最终被“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