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闱”与“密室”
2009年4月接到省教育厅的命题通知时，地理教师王珂（化名）颇为意外。他来自北方，刚到A省一所高校不过两年，是学科内少数非本省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
他很快获悉，正是这些特质使自己获选——社会网络单一、学缘异于学科内其他老师——他随即向学校领导申请调课，消失在同事们的视野中。
回到上世纪80年代，像王珂这样的地方高校教师还很少获得高考命题的机会，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黄安年记得，当时国家考试中心负责全国统一招考，命题组主要从中学教师中选拔，但其中缺陷逐渐显现。
“他们侧重学生的需要，但往往忘了这是高校在选拔学生；另外，中学教师解决不了教材本身的弊端，而命题导向要改革这些弊端。”黄安年这样分析高校教师成为命题主力的原因。
发生在四川的一次失窃则改变了大一统的命题形式。2003年，南部县一位考生因摸底成绩不佳，偷窃高考试卷，案件惊动中共中央最高层。2004年，为避免一地事故再次影响全国，分省命题的省市骤然由2个升至11个。到今年，分省命题的省份已达16个，统一命题的省份则只剩下15个。
这些变动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命题者队伍；北京以外，各省市不少对高考有独到见解、改革愿望的教师也有机会参与到命题中来。获选的命题者大多在每年4月中上旬得到通知，于4月底、5月初陆续“入闱”（进入封闭的命题地点）；各省市选拔命题者的方式却有细微差别。
在四川，省教育厅从一个专家库中初选名单，再从库外补充；北京则由市考试院领导直接去一线调用优秀教师；江苏历史科目采取类似“组阁”的形式——先由省考试院定下命题组组长和副组长，再由两人分别寻找合适的高校同行。
对于命题邀请，中学老师大多趋之若鹜——参与命题显然有助于今后教学，而大学老师们的态度则各有不同。多位命题者指出，由于命题要“与世隔绝”一个多月，身兼大量科研、行政任务的顶尖教授很多不愿参与。最后的入闱者中，有感觉“却之不恭”的，有盯着“命题者”光环的，有看重补贴的，当然也不乏怀抱理想的。
四川大学教授王东杰就是其中之一。对于突然而至的2006年四川历史卷命题邀请，他起初还有些抗拒，一翻看教材，他惊讶地发现，距离自己高考已过去十多年，素质教育并未真正贯彻到教材中，应试性的东西反而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答应了，并且参与了连续5年的高考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