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担任了6年上海历史卷命题组长的复旦大学教授李宏图则渴望通过命题呈现历史学前沿性的内容，促使中学老师去把握。
不少命题者的改革愿望诞生于首次参与命题后。一位江苏语文卷命题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首次命题的十多天里，“跟打仗一样，根本没时间思考”；直到高考结束，重新审视试题，才回过味儿来，有了推动试题改革的念头。
最晚5月上旬，命题者全部从同事们的视线中“蒸发”。
“原来以为是个宾馆，去了才发现，全封闭的房子，像监狱一样。”时隔4年，王珂笑着回忆起“入闱”之初所看到的三层高墙、角落的探照灯、墙头的高压电网、墙边的哨岗，生活区与工作区被一道人工操作的铁门隔开，每到吃饭时候就徐徐打开。“整个氛围都让你有紧张感。”
进入这个孤立之地后，命题者与外界的联络被切断了：打电话有时间限制，不得谈论任何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全程被录音；上网要申请，痕迹受监控。信号巡逻车一刻不停地在院子里遛弯，实在有重病要去医院，也必须由武警和考试院工作人员全程陪同。
媒体曾对广东参与安保的武警做过报道，后者称此任务为“一场高强度的战斗”，不仅出动警犬进行安检，连每天运出的垃圾都要接受检查，一旦发现写有公式、题目，检查后即焚毁；战士们制订了严密的盯防计划，组织“散步别动队”跟随老师，负责住宿楼后方的战士甚至长时间保持仰头巡逻，以防有纸团抛出。
事实上，连纸都不那么好找。不少省市规定，命题工具不出门，领到的每张纸都有编号，取了多少张就要交回多少张。安全教育也成为入闱后的第一课。
“感觉进入一片信息真空，心里总是空得慌。”这样严苛的环境令王珂特别难受，直到一周后，所有浮躁感消失，才沉静下来。
在这样单调的环境中，命题成为命题者们唯一的生活重心。王珂发现，一场命题“攻防战”就此开始。
在王珂看来，好题不仅要按照考纲要求考察学生能力，还应传达一些题外之意，或者树立一种理念。他迅速与同组一位中学老师形成了默契。
“命题的人当然希望自己的题目被选中，否则等出闱了，别人问起，哪道题是你命制的，你怎么回答？”曾参与江苏省历史命题的中学老师康舒（化名）表示，命题中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次年是否能继续保有“命题者”光环，后者不仅会引来大量讲座邀请，不少命题者也利用这一光环出版著作。
闱外的现实状况激化了闱内的争夺，也使得采取“组阁”选拔方式的命题组“出现分成两派的情况”。“互相都不买账，‘凭什么用你的题不用我的？’”康舒回忆说。
“面子问题”也会出现在试卷初稿出炉后的审题环节。
“入闱一段时间后，正常思维方式被颠覆，容易变得偏执；同一个命题组，开始大家思维是发散的，经过组里的争吵，思维已经趋同了，这时候确实需要外边来的人指出我们认识不到的错误。”王珂说。
审题组一般由两名老师组成，同样来自高校和中学。他们的任务是：做一遍试卷初稿，检验题目难度和答案准确性。王珂发现，众目睽睽下，一旦错得多了，老师们的面子很容易“挂不住”，进而指责题出得不好；命题者们辛苦命题，对这样的指责显然无法接受，争吵由此升级。
“只要命题和审题的负责人年龄差距大，即使存在分歧，也比较好沟通，最怕是两个老头在一起。”王珂分析。
“火药味”渐浓，单调的环境又缺乏变化，压力不断聚集，最后往往不得不由教育管理部门出面协调。多位命题者透露，理科命题分歧相对较少，外语与政治也没什么好争的，争论最集中的，首推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