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
作者：马 勇
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
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干部”这一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
治人与治于人
在中国与西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的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
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也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
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已经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
君子之德风
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
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的道德垂范。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言行为标的和诉求。这是传统社会对牧羊人的基本要求。
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多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多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在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干预政治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和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公众监督，经得起历史检验。
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