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另一名有争议的前六月二日行动、红军派成员贝克(Verena Becker)，在她狱中服刑近三十年面临假释之际，2009年9月2日，德国内政部长肖伯乐(Wolfgang Sch？uble)首次承认稍早图片报报道的，贝克曾经接受宪法保卫局十万马克充当线人。不过，更令人惊讶的，《南德意志报》2010年5月17日报道，从1973到1976年期间，贝克还是东德斯塔西的线人。无独有偶，两德统一后，红军派律师马勒(Horst Mahler)似乎同样扮演了这一双面线人的角色，他曾向红军派提供了第一支武器——勃郎宁9毫米手枪，后来成为极右组织NPD的领袖至今。
当极左组织如红军派残存成员于1998年4月宣布解散，其他几个极端组织如“革命细胞” 成员被捕殆尽、“红色佐罗”在90年代初期不再活动，宪法保卫局对左翼极端组织的控制似乎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如果不考虑冷战结束这一大背景的话，她的渗透战术不能不说是成功的，只是，当政治形势变化，宪法保卫局的监控转向监视那些并非极端主义的政党甚至媒体，恰在某种程度上则实现了红军派最初的奋斗目标。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警察国家的代理人，宪法保卫局有着近乎无尽的欲望，将手插入政党政治和大众媒体，特别是，东德统一社会党继承者德国民主社会党前党魁、现左派党领袖吉西(Gregor Gysi)，和左派政治杂志《西塞罗》(Cisero)。吉西近年来屡被媒体爆料，指责他作为前东德社会统一党党员，曾经出入斯塔西，是斯塔西的线人。
如果对比另一个曾经的“疑似”极端主义组织——绿党的特殊待遇，那些配有吉西走出斯塔西大楼的照片、“线人登记卡”等原始材料的解密性报道虽然极有爆炸性，但也暴露出宪法保卫局在背后操作的痕迹。2009年以来，德国左派团体已经多次举行示威，反对宪法保卫局对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侵犯。
而相比之下，绿党却像是个政治宠儿。其许多初创成员都是跟红军派成员一道混战在1968革命的街头，直至1970年代初，包括后来的红绿联盟政府的外交部长、前绿党主席尤西卡·菲舍尔。菲舍尔与红军派乃至“豺狼”卡洛斯熟识，其在法兰克福的家还是他们的中转站之一，至今也未脱卷入街头命案的嫌疑。时至今日，绿党的许多外围组织仍然坚持激进主义的抗争方式。但是，这些都不妨碍绿党以及环保组织们在宪法保卫局内被另眼相看，与其他激进左翼组织如第四国际和斯巴达克斯等区别对待。甚至同样是街头的激烈行动，环保分子都被警察网开一面。
绿党的翻身始于与主流的合作。1985年，菲舍尔进入黑森州议会，1996年进入联邦内阁，从此，绿党已然跻身主流政党，能够在州和联邦政府的内务部层次接触宪法保卫局的文件，并影响宪法保卫局的政策与人事任命。绿党的意识形态也随之趋保守。对宪法保卫局而言，尤其在环保已经成为德国和欧洲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之后，绿党早已经算“自己人了”，而吉西这样的前东德共产党人在“资本主义政党”眼中尚不具有足够的政治信任。
宪法保卫局对吉西以及其他左派政客和媒体的监视，实则充当了党同伐异的工具。民主的牙齿若长得太长，把民主社会变成了一个监视社会，那就是形容丑陋的獠牙了。
穆斯林兄弟会：不是尾声
在德国的另一支共产党，库尔德工人党(KKP)，处境更惨，从1994年起被正式禁止，自然属于宪法保卫局的重点监控对象。但是，无可否认，这一监控充满了种族或者宗教歧视。类似的种族与宗教偏见，同样适用于宪法保卫局对待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土耳其人的米列哥鲁组织(Milli Goerue)，这两个穆斯林组织都是德国宪法保卫局的重点监视目标。
最初作为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和中介，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其在欧洲规模最大的机构就设在德国慕尼黑，主要成员来自德国在埃及纳赛尔政权期间接受的大量被阿拉伯世俗政权迫害的兄弟会学生，如萨伊德·拉马丹，他是兄弟会创始人哈桑·阿尔巴拿的秘书。此情形颇类基地组织受益于中情局对阿富汗战争抵抗运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