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斯塔西的本质区别
如果跟东德的斯塔西（STASI，国家安全局）相比，宪法保卫局的规模要小很多，但效率却一点不低。1988年斯塔西的雇员为91，000人，另外还有18万秘密线人，相当于每十万人口中有超过500名正式特工，而同期西德每十万人口中只有6名特工。但最重要的区别是，宪法保卫局的职责在于保护“宪法秩序”，即德国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权，特别是个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人民主权、权力分立、政府责任、行政合法性、司法独立、多党制和每个政党的均等机会，包括宪法框架内的反对权利等。不难看出，这些基于魏玛民主的教训所总结的宪法秩序，具有相当强度的积极民主意涵，更需要一个类似宪法保卫局的机构防范某一个极端主义政党或者组织，在内部实行反民主的纪律，然后利用民主权利破坏民主秩序本身，比如威胁司法独立和行政合法性、以及强迫结社侵犯个人权利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现代政党——社民党，曾经先后经历过铁血宰相俾斯麦和纳粹镇压，战后社民党痛定思痛，也建立起自己的情报体系，为政党安上牙齿。特别是，政治对手阿登纳的基民盟新政权内保留了相当的纳粹分子，深受诟病。如Friedrich W. Heinz，曾任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勃兰登堡师情报官，1950年起担任阿登纳的情报负责人，甚至第一任宪法保卫局长奥拓·约翰(Dr. Otto John)也是一位前纳粹法官。因此，社民党极为重视对宪法保卫局的控制，她的情报体系很大程度上寄生在宪法保卫局内部。波恩和科隆所在的北威州的宪法保卫局尤其重要，在1949年社民党赢得北威州胜选后，这一人事争夺便成为可能。老社民党人弗利兹·特耶希(Fritz Tejessy)被成功当选为首任局长，他政治记者出身，曾参加过二战期间北欧英军特勤活动。从1950年就任到1964年去世的十几年间，特耶希对当时反对德共(KPD)、直至1956年彻底禁止德共、奠定同时反对极左和极右的政治路线上，起了关键作用。
宪法保卫局内部机构的设置，也反映了这种政治任务。宪法保卫局的一部负责技侦；二部为右翼极端和恐怖主义部；三部为左翼极端和恐怖主义部；四部任务为反间谍；五部专门对付外国的极端主义。在冷战期间，宪法保卫局长期与东德间谍机关做斗争，反间谍部也逐渐成为规模最大的部门。尽管如此，谍战重重，宪法保卫局未能防范东德间谍纪尧姆窃据勃兰特总理秘书职位多年，这也成为宪法保卫局乃至整个北约在冷战期间最大的间谍丑闻。
冷战结束后，四部的重心转向工业间谍。据其情报分析，在德国的外国工业间谍占整个间谍规模的三分之二，朝鲜、利比亚、叙利亚和某东亚大国等四国在工业间谍榜单上名列前位，保护德国的工业秘密成为宪法保卫局的重要使命。2000年，德国宪法保卫局公开确认传说中民间谍报网Echelon存在，并对德国企业发出警报。据称Echelon主要依靠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技术支持，从卫星和海底电缆截取电信和互联网流量，并有英国、新西兰、澳洲等国机构参加，却从未被承认。
“重视极右、主要防极左”
各种极端主义被视作宪法秩序的敌人，宪法保卫局区分极端主义是以“采取非法或合宪手段以外的行动，反对联邦共和国的宪法秩序、存在、安全或外部利益”为标准，并不涉及所有口头或非口头的、非暴力的、使用民主手段对资本主义和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及政治制度提出的批评。
最近二十年，宪法保卫局还将他们所针对的极端主义区别于激进主义，只要后者仍然尊重现行宪法，就不构成宪法敌人。这也是宪法保卫局自1960年代末开始对付红军派以来得到的教训。在许多德国同情者看来，即使红军派做出过许多恐怖主义的暗杀和爆炸行动，在理论上仍然属于社运的激进主义，对宪法秩序并无敌意，而只是对“基本现状”不满。相形之下，美国著名的科学教派却在宪法保卫局的“邪教名单”上，不仅传教分支被监控，每当科学教派的明星教徒汤姆·克鲁斯入境拍片，无论是谍战片还是扮演斯道芬博格这样的反纳粹英雄，宪法保卫局都全程紧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