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这场批评风暴最前沿的，是德国左派党极右问题专家、前联邦刑事法院法官沃尔夫冈·内斯科维奇(Wolfgang Ne？kovi？)。他多次直言宪法保卫局在监控极右翼极端势力方面的失败是难以置信的，而相形之下，宪法保卫局对左翼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工作倒还可接受。作为左派党人，内斯科维奇的评价相当中肯，反映了宪法保卫局“重视极右，主要防极左”的政治警察态度，尽管宪法保卫局对左派党高层的监视、甚至对一些自由派媒体的监视，一直争议极大。公众担心，宪法保卫局对所谓极左势力的监控是否范围过大、以至干预到正常的公民社会。
红军派：宪法保卫局的杰作？
1956年联邦宪法法院禁止德共后，原德共党员大多仍然在宪法保卫局的监视下。但是，1967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后，新的极左力量出现了，包括“六月二日行动”(Bewegung 2. Juni)和红军派(RAF)。而这些极左力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为警察暴力的滥用，甚至柏林墙两边的间谍与反间谍机构的阴谋。参照宪法保卫局对极右势力的渗透和操纵，这种加诸于极左力量上的阴谋论也许并不令人意外。
1967年6月2日，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西柏林，沿途遭到柏林市民抗议。示威人群中，27岁的学生奥纳索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 射杀在一处停车场。但法庭对这名警察的审判最后以无罪告终。1989年之后解密的东德档案表明，库拉斯当时已经是斯塔西的一名间谍。如果他的射杀行动是在执行斯塔西的任务、以挑起西德学运冲突，那么可以说他做到了，而且效果超乎成功。不久，同样在右派报纸《图片报》的煽动下，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学徒工枪击了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切克(Rudi Dutschke)，激起学生的愤怒。宪法保卫局似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挑战，因为激进的学生们很快就转向建立“六月二日行动”和“红军派”这样的学生军事组织，开展城市游击战，先后制造了一系列爆炸和暗杀行动。
六月二日行动有：1972年2月2日，在柏林一家英国游艇俱乐部和盟军驻地制造货车炸弹袭击；同年3月3日在柏林刑事警察局制造炸弹袭击；1975年2月27日绑架基民盟柏林候选人洛伦兹(Peter Lorenz)。这些活动在1977年秋天达到了高潮，红军派对西德资本主义制度的象征性人物发起了攻击：1977年4月7日，在卡尔斯鲁厄街头阻杀了西德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和他的司机及保镖； 7月30日在德意志银行总裁庞托(Juergen Ponto)于奥伯鲁塞尔的家中将其杀死；9月5日绑架了西德雇主协会主席、奔驰公司总裁施赖尔(Hanns Martin Schleyer)。1977年的秋天也因而被称作德国历史上最“血腥的秋天”。
德国电影《巴德尔和麦因霍夫集团》（2008年）还原了这一段历史，并生动展现了宪法保卫局如何孜孜不倦与这些左翼极端主义斗争的情形。不过，宪法保卫局在其中真正扮演什么角色，非常耐人寻味，几乎为宪法保卫局后来处置极右翼势力提供了先例。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参与1977年街头阻杀总检察长布巴克的乌尔巴赫(Peter Urbach)，实际上是宪法保卫局的特工。他在红军派的角色是提供行动所需的武器，因此也有一个外号“城铁彼得”(S-Bahn Peter)。只是，红军派的同志们不知道他找到的手枪、冲锋枪、突击步枪、炸药、手雷等五花八门的制式军用武器，都是宪法保卫局提供的。1967年起，乌尔巴赫从就从宪法保卫局接受任务，成功渗透进入红军派，负责武器输送。
如何理解宪法保卫局安插乌尔巴赫并且主动提供武器、间接帮助红军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恐怖行动？虽然事实上，宪法保卫局也不是唯一的武器提供者，早有克格勃叛逃到西方的军官揭露，克格勃也为红军派提供武器和情报，在背后操纵和利用着西方阵营内部的左翼激进组织。
须知，红军派们代表的德国68革命一代，不同于德共的老一辈。他们生长在战后的优裕环境中，父辈们或者战死或者远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典型如红军派第一代领导人巴德尔的家庭，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仇恨源自父爱缺失而产生的对父辈的造反；同时，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并不认同苏联模式或斯大林主义，有意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新左”。只是，对红军派来说，他们是“革命权利”的行动者，站在整个资本主义意识生产的对立面，认定暴力是打破大众对资本主义有限度使用暴力进行统治的幻觉的唯一有效途径，而不是仅仅作为合法斗争的非法之翼(illegal wing) ；武装斗争因而是革命不可或缺的条件。
对宪法保卫局来说，对左翼极端主义力量红军派的恐怖主义进行渗透并且提供武器，跟68革命一开始就向抗议斯普林格出版社的学生们提供莫洛托夫鸡尾酒炸弹如出一辙，就是煽动左翼恐怖，然后扩大宪法保卫局的职权即国家威权，强化红军派所反对的警察国家体制。结果，红军派似乎与宪法保卫局成为民主体制内部相互否定却又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以致于有些德国知识分子将红军派假设为宪法保卫局一手制造的产物。在技术层面，乌尔巴赫多次破坏了红军派的重要行动，显示宪法保卫局对红军派的控制颇有成效。例如乌尔巴赫在1969年2月27日尼克松访问柏林期间提供了若干失效的炸弹引信，导致红军派的暗杀计划失败；同年11月9日在西柏林犹太会所的爆炸行动，也因乌尔巴赫提供的引信失灵而流产。乌尔巴赫后来从宪法保卫局获得100万美元，改变身份后移居美国，2011年死于加州的圣芭芭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