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的残酷在于转瞬即逝。热闹过后，结果迟迟不出，那些原先为他爆料的网友渐渐销声匿迹，甚至在他要补充材料时躲着他。“他们看我搞不定，就躲得越来越远，电话不接，邮件不回。”人人都怕事情发生逆转，过早暴露的行迹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料的麻烦。
“案件本身已经留了足够的时间给当事人串供也好，准备后路也好。调查部门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光明正大的案子，把东西都撂到台面上，他们还怎么调查?所有原来给他送过钱的，都已经跟他撇得一清二楚。甚至有的已经跑到国外避风头去了，我估计后来看着没什么声息又慢慢回来了。”
2012年最后一天，罗昌平在斯里兰卡，他发微博祈愿：“希望在两个时间窗口上能有正式答复：春节之前、两会之前。”但这两个时间点他都没等来答复。
1月30日，他有些等不及了，又发了一条：有关部门已经正式对我的举报立案调查。“这个信息本身是没错的。对我举报的内容立案调查是一回事，对刘铁男个人立案调查是另一回事。”
这条微博有些一厢情愿，当晚《新闻联播》给他沉重回击：播出了一天前刘铁男随国家领导人视察的镜头。
情势举步不前已把罗昌平变得灰头土脸。父亲得癌症的消息给了他当头棒喝。整个春节到3月，所有事情对这位一贯游刃有余的调查记者都变得艰难沮丧。医生告诉罗昌平，他父亲的时间进入倒计时。得到这个信息，罗昌平坐在医院里哭了一场。回家路上，车开不了了，停在路边又哭了一场。
他父亲一直等着过年到北京看他时顺带看病，最初是舌根溃疡，后来就变成了舌癌。年底，父母一同到来，但是检查结果他只能一人扛。“我不能告诉我爸，不能告诉我妈、我姐，任何人都不能告诉，全憋在心里。”
手术，排很长的队，要等。时不时，调查部门电话打来，要求补充材料。不耐烦时，罗昌平就冲着这些电话生气，甚至直接挂电话。很自然地，他觉得举报这事跟自己已经没关系了，“他们处理不处理，查不查都跟我没关系，给我爸看病才是最重要的。”
他看着父亲一天天衰败下去。大年初三，罗昌平扛不住了，给二姐打电话，二姐飞到北京陪父亲。手术一直拖到农历初十才轮到，“很多事，借钱啊，红包啊。”
直到最近，罗昌平才在朋友圈内发了一张他与父亲的合影。那是动手术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我估计我爸现在也不可能再跟我拍照片了。因为手术已经把他变得面目全非。”
这段时间里，刘铁男偶尔还会在媒体上亮相，“完全是对我的嘲弄。”罗昌平对徐非也很生气，他把她的微信都删了。“当时她只要签了字，或者事后任何时候补签字，在国外签了寄回来，都是可以的。我的情绪那段时间波动很大。我之前不知道她有那么大的利益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