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行为
2012年下半年，网络上媒体人举报掀起风浪，罗昌平一边冷眼旁观这虚张声势的闹剧，一边开始把自己换位到举报人的位置。“之前媒体人的举报行为，实在是不好说。我想能否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职业规范约束内，做个职业新闻人的尝试。此外，当纸媒穷尽力量时，新媒体能否做合理尝试?”在证据确凿的基础上，罗昌平甚至有些狂妄地想以身试探新政的反腐决心。
就着手头掌握的信息，如果他也撒一把野微博实名举报，他想到最可能的结果是：举报内容很快被删除，那意味着得罪了一个人，却毫无效果和反击之力，“这毕竟是被举报官员中级别最大的。”
对于实名举报，罗昌平是有失败教训的。
2011年，他从小生活的小镇里，因为矿山开挖，山体塌陷，水域污染。他写了一封实名举报镇党委书记的信，托朋友转交湖南省省委书记的秘书。信交出后没多久，被举报的镇党委书记拿着他写的举报信找到他父亲。好在他没有死磕，镇党委书记除了对他父亲时有侧目，也别无伤害。
这让罗昌平对正常程序举报不再抱幻想。但是新媒体的诱惑、时机的对位，以及利益集团内部斗争，加上心里那点个人英雄主义的召唤，让他对微博举报充满念想。
“决定做这事那天很偶然。我没想过究竟什么时候来做这个尝试。”凭自己的经验，他认为“发微博上午是一个时机，下午一般都是比较低落的，晚上审查会少一点。”
那个周四，发完3条举报微博后，他没事人一样去办公室赶着吃中饭，开会。
罗昌平事后才仔细分析自己选的这个时间点：“网络反腐已经到了一个点。大时间上，十八大后有个井喷机会，应该利用。两会前也是个机会。我的想法是：十八大之后大盘子定了，环境肯定会宽松，但我不能等到两会后，国务院班子定了，我去顶一个已经定了的名单，那我肯定是找死。”他觉得此时正是大家都看不清的时候，自嘲“搅屎棍”。
微博发出后收到的第一个反馈是老板的短信：“昌平啊：务必要克制啊。”“两个啊，还打错一个标点，完全不是他的风格，他是个任何场合都非常淡定的人。”罗昌平回复：我接下来会低调处理。
基于其老板与有关部门领导的关系，外界多猜测他是“奉旨举报”。罗昌平对此不作回应，丢完这块石头，他就跑到一边专心欣赏起涟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