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莉：也有很多人说，因为内港两地现在的融合越来越明显，香港很多的法律的事件，其实是跟两地都有关系的，会使得了解两地的发展，或者是内地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法官或者是大律师来说，您怎么看？

　　袁国强：现在香港的法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一定是《基本法》，那么《基本法》当中呢，也是有，有关的涉及中央跟香港关系的一些条文，这些问题，其实也是香港的法律的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每一个法官，在处理一些案件，而且这些案件是涉及有关中央跟香港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法律问题，那么怎么去把这个法律问题处理得好的话呢，您可以说是相关的法律，也可以说对整个事情的一个理解，理解的好还是理解的不好，也是有一定的关系。我打一个比方，我是现在要处理一个银行的案件，但是原来我根本从来一生也没有去过银行的话，那么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银行的案件，作为一个大律师也好，作为一个法官也好，我可不可以处理得好？其实是差不多的情况。

　　在香港，关于“双非”婴儿是否应该获得居港权的问题讨论已久，根据香港的现时法制，“双非”婴儿可以获得居港权，因此，从2001年到2011年，大批的“双非”婴儿在香港降生，11年来，“双非”婴儿单年出生的数目就激升了57倍，到2011年底，已经获得居港权的“双非”婴儿超过了17万。

　　“双非”婴儿暴增直接冲击的是香港的医疗、社会福利以及教育体系，引发了香港社会反弹声浪不断。梁振英在上任的前夕就公布了行政方法，力图2013年在香港实现“零双非”，而同时，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双非问题也呼之欲出，有法律学者说，这将考验特区政府的政治智慧，而这也被认为是袁国强上任之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011年8月，首宗外籍佣工争取居港权的司法复核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审，2012年12月底，袁国强证实，律政司将提请终审法院根据《基本法》第158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求释法，解决双非和外佣在内的不同类别人士居港权的法律问题。

　　袁国强：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首先我们香港有这个吴嘉玲这个案件，那么往后，在1999年的时候呢，有这个人大常委的这个解释，就是父母在外地生的孩子到底可不可以有这个在香港居留的权利。

　　现今关于香港居港权的争论源于1999年的“吴嘉玲”案。1998年，有一千多名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因为没有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居留权证书，特区政府要将他们遣返内地。在被遣送的无证儿童当中有四名对此不服，就以香港特区政府剥夺他们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为由，诉诸法院讨要“说法”。在当年的审判中，香港终审法院裁定，所有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的子女，都拥有居港权。而这些合资格的人数，数量有167万，港府担心这167万的人士涌到香港会造成社会问题，于是提请人大释法，人大认为，只有获得了单程证的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才享有居港权，变相推翻了终审法院的裁决，将合资格的人数减少到了20万。

　　袁国强：当时在1999年的这个文件呢，最后的有两段的文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其他类别的居留权的问题，应该是依据1996年这个筹委会这个意见去决定它的立法原意。这句话从表面去看，就是《基本法》第二十四条之下，所有其他的类别的人士他应该有还是没有这个居留权，在香港居留的权利，其实应该就是看，1996年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