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棠：商提委会为时已晚 方案一个标点都不改

　　图：郑耀棠呼吁反对派顺应民意通过政改，做“民主推手”，勿做“普选杀手”大公报记者麦润田摄

　　大公网5月26日讯 （记者 黄昱）政改咨询期间，反对派一直提出“离地”诉求，近期才有部分温和派提出调整提名委员会组成的问题。行政会议成员、工联会荣誉会长郑耀棠坦言，中央政府在政改咨询初期对此持开放态度，反对派如肯及早务实讨论，料可争取更大的空间，但当下“为时已晚”。他又指出，若今次的方案被否决，中央可能会反思香港是否足够成熟去搞普选，下次政改何时重启是未知之数。郑耀棠呼吁反对派应顺应民意通过政改，“做‘民主推手’，勿做‘普选杀手’”。

　　早在2013年年尾，特区政府开始就政改进行公众咨询，但反对派先是坚持违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之后又杯葛咨询。近期有部分温和反对派提出希望将提委会中的公司票改为个人票；郑耀棠表示，中央政府一开始对这个问题持开放态度，工联会的建议方案中也有“一会七票”的元素，但咨询期内无人问津。他指出，如果反对派愿意及早去务实探讨提委会的构成问题，相信扩大提委会选民基础的要求不难实现，但到现在才提出就为时已晚。郑耀棠解释，要作出如此大的变动，势必牵连甚广，需要与各方调停，取得共识。但现在距离政改表决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当局难以在此期间平衡各方的呼声，故不可能再就方案作出任何修改。

　　真理愈辩愈明

　　“其实是‘泛民’无智慧，被一群青少年骑劫，去死推‘公民提名’。”郑耀棠直言：“占领期间的三个要求，第一是撤销人大决定，第二是CY（梁振英）落台，第三是‘公民提名’，全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当然是一无所有。”他认为，作为本地政党，应该要有成熟的思考，提出的诉求应该是合理可行，而不是单纯去取悦激进选民。

　　但反对派至今仍在高呼“真普选”、“‘袋住先’等于‘袋一世’”等政治口号。对此，郑耀棠表示，真理愈辩愈明，相信市民亦能看穿反对派的把戏。他指出，政改争议的关键在于香港并非独立国家，而只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在政改问题上，中央政府有其重要的角色，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就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国家行为。反对派当下坚持捆绑否决方案，郑耀棠说，这等同于否定500万选民一人一票的选举，坚定地去拥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制度：“口口声声讲要民主，但就去维持1200人的选举制度，难道1200人比500万人选举更好？根本是无逻辑，思维混乱。”

　　承担历史责任

　　对于反对派内部打压支持政改的声音，郑耀棠指出，这显示其阵营内不能容纳稍为温和的意见，形同独裁的“一言堂”。他认为，政改当下的形势不容乐观，但就估计最可能出现的状况是有个别几个反对派议员能够站出来支持，令方案通过。他呼吁反对派应该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否则只会成为民主的叛徒，令市民失望，其未来的发展道路亦会愈行愈窄。

　　他指出，若方案被否决，何时重启是未知之数。中央原本是很有诚意要落实行政长官普选的，但香港却不去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郑耀棠认为，中央未来可能会调整对港策略，反思香港是否已经足够成熟，适合去实行普选制度。

        方案一个标点都不改

　　距离政改方案表决尚馀一个月，反对派依然高呼“撤回人大8·31、重启政改”的口号。行政会议成员、工联会荣誉会长郑耀棠指出，不但8．31决定不会变动，今次的政改方案更加“一个标点符号都唔会改”。他表示，回归18年来，中央在香港问题上一直采取宽容和优待的态度，但本地反对派却变本加厉，甚至发展到要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夺取本属于中央的权力。

　　郑耀棠指出，中央在处理今次的政改问题上，立场强硬，要把握住话事权。他解释，如果因为反对派“摞地”，中央政府就放软态度，将难以向各大党派以及13亿国人交代。至于有反对派寄望否决今次政改后，可以在未来争取较宽松的框架。郑耀棠指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早前发言时已经暗示，政改方案要在实践过后再考虑修改的问题。如果政改被否决，8·31框架尚未进行实践，谈何修改；故即使反对派否决今次的政改方案，8·31方案依然会在下次政改时被再次提出。

　　论及反对派大部分议员都摆出强硬态度，要否决政改，郑耀棠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惧怕普选之后，自己头上民意的光环会消失，行政长官将有更大的民意支持。他批评，反对派为了保留自己“民意代表”的称号，不惜违背大多数市民的意愿，否决政改：“他们（反对派）以后不要叫自己做民主派，因为他们根本就是民主的叛徒。”

        促检讨制度避免滥用

　　学联前常委梁丽帼申请法律援助，就政改第二轮咨询提出司法覆核。郑耀棠对此批评称，反对派近年来利用机制，不必付出成本就可以挑战政府，最终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郑耀棠认为，应该要检讨制度，避免被反对派一再滥用法援和司法覆核。

　　梁丽帼日前亦已经入禀司法覆核，要求推翻政改第二阶段咨询；她透露，自己的法援申请虽于两、三周前被拒，但将于七月进行上诉聆讯。事实上，早在港珠澳大桥、外佣居港权、庄丰源案等多场司法覆核的案件中，反对派都是以他人名义，向政府申请法律援助来打官司。郑耀棠批评：“就是要政府用自己钱来打自己，最后一些工程延误后，成本上升的费用又是要政府出”，“去到最后，其实这些钱都是公帑，是从市民口袋里面拿出来的。”

　　郑耀棠透露，他曾经提出要检讨制度，避免反对派一再利用机制来浪费社会资源，延误社会发展。他指出，现在存心挑战当局的人可以不费成本地和政府打官司：“（这个制度）要去碰，要够胆去检讨。这个不能被政党去操控的”。至于应该往什么方向修订制度，他说，需要有关范畴的专家去研究，应该在确保弱势社群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透过划线等方式要求提出司法覆核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

　　政府正努力解决高铁“一地两检”的法律问题，郑耀棠预计反对派届时亦会就政府的决策提出司法覆核。郑认为，解决“一地两检”的问题需要中央出手，借用深圳湾模式解决争议。他指出，深圳湾口岸处于深圳境内，并非深港两地交界，但一样可以实行“一地两检”：“深圳湾口岸也是这样的，（高铁‘一地两检’）只不过是调转了而已。这个制度可行，为什么调转过来（在香港）就不行呢？问题就是中央要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