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演讲全文：严格和全面按基本法办事

　　依法办事不能有选择性

　　我不厌其详地向大家复述《基本法》的起草和咨询过程，就是想说明一个关键问题：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经不仅是方针政策，而是经过四年零八个月酝酿，研究，论证，大范围在香港和内地咨询而最终形成的具体和细致的法律条文，而这些法律条文使得全国都有依据，同时全国都要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后，“一国两制”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一国两制”，是《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港人治港”，是《基本法》规定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是任何其他程度的自治，是《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近年，有人执着于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有没有提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或者提了“一国两制”，有没有提“港人治港”，提了“港人治港”，有没有提高度自治，以此推断国家对香港政策是否有变。我认为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因为《基本法》不变，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不变，这也是《中英联合声明》画龙点睛的要点：《声明》“以《基本法》规定之”。由于《基本法》有凌驾性的权威，因此不仅中央和内地要依《基本法》办事，香港也要依《基本法》办事；不仅特区政府要依《基本法》办事，全香港社会也要依《基本法》办事。依法办事不能有选择性，更不能输打赢要，今天的忽然初衷不是初衷，25年前颁布的《基本法》才是初衷。

　　近年不少造成社会内耗的争论，包括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以及普选行政长官的问题等，在《基本法》起草期间都已经广泛讨论，在《基本法》都已经有了结论。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首先是中央的权力问题。《基本法》颁布至今虽然已有25年，但不少人仍然以为除国防和外交外，所有其他事务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因此，所有无关国防和外交的权力全属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实是：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不仅在“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第二章，而且在第一、第七、第八章以及其他各章中均有规定。如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部分全国性法律要在香港公布或立法实施等。“国防和外交以外”，这个说法只是一个高度概括的说法，因为即使在对外事务问题上，特别行政区经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都可以自行处理一些对外事务。

　　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力来源问题，在《基本法》起草初期也引起一些争论。当时有由律师组成的论政团体，以为香港回归祖国，是香港人将英国人的全部权力接收，然后交出权力的一部分给中国政府，香港自己保留“剩馀权力”，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权力，源自香港。这个问题后来在咨委会研究过、做过报告，结论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政府收回香港，英国政府将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然后根据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向香港授予高度自治权，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权力来自中央，权力大小由《基本法》规定。明白这一点，大家对去年六月公布的白皮书就会有准确的理解。

　　“一国两制”没有国际标准

　　另一个例子是行政长官选举。《中英联合声明》关于行政长官产生的规定是：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在《基本法》起草初期，由于有关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方案众多，在草拟过程中未有一致意见，徵求意见稿有关的附件，亦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胪列了五个主要方案，徵求香港各界各阶层意见。

　　方案一，主张由选举团互选20人组成提名委员会，提名三名候选人，然后经由选举团全体成员选举产生。选举团共600人，由立法会议的成员、各区域组织的代表、各法定团体和永久性非法定团体的代表、各类功能界别的代表组成。

　　方案二，主张由不少于十分之一立法会议成员提名，全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长官。

　　方案三，主张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功能选举团不超过600人，其中工商金融团体占25%，专业团体占35%，劳工团体占10%，宗教、社会慈善机构占15%，街坊组织、小贩团体占15%。

　　方案四，主张首三届行政长官由顾问团协商产生，报中央任命；以后由顾问团提名三名候选人经中央同意后，交由选举团产生。选举团50人至100人，由香港各界人士提名，行政会议甄选，再由行政长官提请中央批准后任命。选举团由退休行政会议、立法会议成员、行政长官和曾经由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员组成，人数最少250人，最多500人。

　　方案五，主张由提名委员会经协商或协商后投票程序提名三人，全港一人一票普选产生。

　　五个方案当中，两个是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案，但两个普选方案都没有“公民提名”，更没有方案要求“公民提名”，没有人说没有“公民提名”的普选，就不是真普选，更没有人提出什么“国际标准”。

　　《基本法》颁布25年后的今天，不同政见和不同立场的前草委和咨委，都缅怀当年齐心合力为香港的光荣岁月。大家知道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率先落实的责任落在香港人身上，我们为国家、为香港，义无反顾，遇上一个难题我们就去找十个解决办法，没有人为了出难题而出难题。大家知道“一国两制”是例外，不是常规，常规就是“一国一制”；“一国两制”没有国际标准，国际标准是“一国一制”，因此没有人用国际标准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出难题。大家知道因为中央额外授权，因此香港这个地方政府才有高度自治，也因此在这种高度自治而又属非主权性地方选举的问题上，香港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想自己的方案。

　　《基本法》颁布后，按《基本法》的规定，让政制向前发展，难度不应大过当年拿？一张白纸写《基本法》，除非我们故意要为香港为自己出难题。

　　我经常说：一个率先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社会，是一个了不起的社会。我们的香港，就是这了不起的社会。通过起草《基本法》，实施《基本法》，我们保住了香港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我们今天比回归前有更大的民主、自治和自由，我们香港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