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公器私用制造出的“特权囚犯”

　　文\许永周

　　镜头前，反对派爱叫喊争取“民主自由”，但现实中，他们争取的却是自己的“特权”。昨日有传媒揭发，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滥用监狱“公务探访”的特权，在短短十二天内探访了十三次罗冠聪、黄之锋、周永康等人。如此荒谬的情形，让人恍如去到了非洲国家，也让人看到了何谓“以权谋私”。为了“造神”去继续误导青年，反对派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从所谓的诺贝尔奖提名，到攻击法官判决，再到赤裸裸地滥用特权探监，什么“平等”、“公义”，到了他们口中变成了“特权”与“私利”。要感谢传媒的揭发，此次实是极佳机会，让社会看清楚反对派的真面目，也让市民思考为什会出现这种“特权囚犯”？

　　犯了罪被判入狱，允许家人亲属去探监，这是基本的人权，也是通行于各地的监狱制度。持一些相同政见的人士去探监，虽然不是“亲友”，但只要符合规定，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却是，有些人“排着队”去“探访”，有些人能享受别人所无法享受的特权，不仅能几乎每天交收物品，还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交帐号。市民或许要问，到底他们是在监狱、还是在反对派的办公室？

　　根据《监狱条例》，在囚人士可接受亲友每月两次探访，每次限时三十分钟，同时不得超过三名探访者，而基于保安考虑，所有羁押于监狱和戒毒所的在囚人士须以分隔形式接受亲友探访，以避免身体接触和防止有人将违禁品如毒品交予在囚者。不过，这一条例没有订明立法会议员的公务探访安排。按惯例，惩教署会安排议员在公务探访室与在囚者会面，其间惩教人员不可旁听；而议员可申请联同议助探监，但就需惩教人员在可听闻的情况下进行，而惩教署亦不会限制公务探访的次数和探访时间。

　　基于属“公务”性质，获议员探访的囚犯，会获安排在“冷气房”内与探访者面谈；有关传媒更指出，“公务探访”属劳师动众安排，惩教署需要安排额外人手为探访人士安检、保管行李，亦要安排职员在房间“外”看守，间接影响惩教署人手编配，甚至牵涉额外资源。简而言之，“泛民”不仅是滥用了特权，更是浪费了惩教署的资源，也是在妨碍了其他在囚人士的基本权利。

　　如果说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能凌驾之上，那么在同样的监狱制度中，更应是人人平等，绝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任何特权。“泛民”的议员当中有不少是“大状”，不可能不知道这种“特权”的敏感性，也不可能不知道这对其他“在囚人士”的不公平，但仍然如此，到底是他们惯了这种对制度与权力的滥用，还是根本就是无视香港的制度规定？正有如当法庭作出判决后，平日高叫维护“法治”的反对派，又转过身来攻击法官本人。宽己严人，言行不一。

　　问题还在于，为什么只有特定的反对派会得到如此的“优待”？我们何时看见过“泛民”会在短短十二天内连续探监十三次其他囚犯？远的不说，因“佔中”而判囚的最少有五人，反对派有没有如此夸张的探访？此次被揭发的“特权囚犯”，与其他反对派口中的“政治犯”，其待遇真是差天共地。当然，前者是政治“明星”，后者不过是“炮灰”，根本原因就这么简单，政治就是这么残酷。被反对派煽惑的年轻人真要细心想想，没有人会保护你的安全，即便是入狱了，最多只发张声明稿，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狱中生活。

　　从对“法治”的双重标准，到对“特权”的自我标准，“泛民”用实际行动演绎了什么是伪善的真正意思。当然，他们可以大声否认是“特权”，但他们无法否认十二天十三次探监的事实。他们可以大条道理反击称这是“基本人权”，但他们无法否认罗黄周等人获特别“探访”的事实。

　　实际上，“特权囚犯”不仅仅在探访一事上，还在于他们得到更多的“金钱支持”。例如，本周初反对派就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在囚抗争者基金”，支付他们的诉讼费及其他开支。将这批触犯香港法律的人，冠之以“在囚抗争者”，其“正义化”、“英雄化”的意图呼之欲出，就差直接冠之以“良心犯支援基金”之名了。正如舆论所批评的，有了这一基金，能筹措多少“资金”还是次要，重要的是可以转移公众视线，同时塑造一批“勇敢”、“无畏”、“在囚受难”的年轻人抗争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对于反对派日后利用这些人的“剩馀价值”，或者是“昇华”成为新的“政治图腾”，具有重要的作用。

　　说穿了，“特权囚犯”不过是反对派“造神”运动的其中一环。罗黄周等人或许会“自我感觉”良好，但本质上他们不过是反对派利用的工具，用来继续蒙骗其他年轻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