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岐：香港“政治风险”五个源头

　　作者 李幼岐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以下称汇丰)的总部现时在伦敦。有消息说，汇丰高层包括十大股东近期在考量总部的驻在地问题。主要的方案有三个：其一，留在伦敦;其二，搬去纽约;其三，迁回香港。

　　丰之所以有此一议，主因是认为英国的银行法例过于严苛，束缚汇丰的长远发展。本来，迁回香港应是最佳选择。但汇丰的一些大股东担心香港有“政治风险”的隐忧。

　　汇丰大股东忧虑香港有风险

　　一家大银行总部在哪里，究其实质，应是商业决定。汇丰银行之名，虽冠有“香港”二字，但只要她在香港仍有良好的服务，即便她也因此在香港赚了大钱，她的总部驻在何处，基本上无关香港居民的痛痒。不过，既然汇丰的大股东都忧虑香港的“政治风险”，以这些商界、金融界超级精英的目光和预见能力，就不能不引起香港政府、各界和广大港人的注意了。

　　香港的政治风险，其实不必资深政界人士，一般人也可以看出或感觉到。只说已经发生过的“占中”“鸠呜”等等，“有心人”在洋大人和幕后黑手操纵之下，随时可以再来一次。规模和持续的时间或有不同，但造成乱局则绝无疑问。举一个新鲜例子：这次区议会选举，就有“港独”分子在身为大学教师的“祖师爷”唆摆支持下，明知没有胜望也“夹硬”参选，政纲之中，竟然白纸黑字列明要在香港“建国”云云。结果，要劳动选举委员会指出其“不符基本法”，下令其修改政纲。这是很典型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完全可以说明香港的的确确存在政治风险。这种政治风险，不但破坏稳定，破坏和谐，造成乱局，导致分裂，更进一步打击经济，破坏繁荣，阻碍发展。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人呢?那些过去曾经制造政治风险，现在还在制造政治风险，将来仍然可能制造政治风险之人，可以分成几个类别。虽然大家对这些被视为“乱源”之人相当熟悉，但这里仍值得分类作简单介绍及剖析。

　　第一类，就是那些有“议员”头衔的政客、政棍、政治流氓、政治暴徒，甚至是政棍加讼棍的“双节棍”。这些“议员”，有出自立法会，有来自区议会，两者出身虽不一，却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统统都是反对派。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回归18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哪一次的政治风险，见不到这些人的身影?幕前幕后，又有哪一次政治风险不是这些人在兴风作浪?这类人自视甚高，常常自以为是，甚至自大狂妄。香港这十多年来的政治风险及种种乱象，始作俑者基本上就是这些拿了公帑、反对政府、阻碍甚或破坏社会向前发展的“三自”议员，尤其是立法会的反对派议员。不说别的，单是一些惯于“拉布”的反对派议员，已是社会公敌，“阻住个地球转”，堪称“十恶不赦”。对于这类议员，最佳的处置办法，就是市民发挥正能量，到选举之时用选票将这人“踢出去”!

　　第二类，有人虽无“议员”头衔，但摆明是某政党、某政团的反对派人士。其中有些团体，其名称十分平和，非常中立，例如“校友会”“兰花系”之类。前者，似乎是联谊性质，不料却在港大事件中扮演了冲击校委会会议的“造反派”角色。后者，让人以为是花农或是兰花爱好者组织，这真的是“美丽的误会”，这个“兰花系”竟然是激进的“港独”组织。这类反对派人士，没有“议员”身份，也就没有了议员的面子观念，“搞事”之时，可以不顾“面子”，做违法之事，无所顾忌。这类人，就成为本港的“乱源”之一。

　　第三类，常常制造政治风险而且总是在前线“搞风搞雨”者，多数是一些激进学生，主要是大学生，也有少数中学生。这些激进学生，一方面是年轻，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因而不知也不理法律为何物，成为制造政治风险的重大因素。另一方面，激进学生以至其中的“造反派”，也不过是某些反对派人士或境外势力、“黑金”话事人眼中的“棋子”和“炮灰”。客观而言，激进学生及“造反派”学生造成政治风险，在过去多年则是不争的事实，不可忘记。“占中”及冲击立法会最起劲、最暴力者，正是这些被人当作“炮灰”的激进学生。

　　防“乱源”渗入区议会立法会

　　第四类，在不少酿成政治风险的违法行动中，例如“占中”“鸠呜”“赶客”或多次“冲击”行动等，也出现了一些疑是“黑道”的“暴徒”。这些人数量可能不算多，但危害性、破坏性巨大。举例说，他们曾利用钢管、铁钉、硬物、木板等自制“武器”，这类武器虽属冷兵器，但同样具有杀伤力。这类政治风险的制造者，将之定性为“危险分子”，绝不过分。

　　第五类，就是一些公然打着“龙狮旗”或叫嚣“香港建国”及宣扬“城邦论”的“港独”分子。他们人数不多，危害极大。最令人忧心的是，社会上有些人对之掉以轻心，认为他们“人少，不足为患”。这是“轻敌”。目前“港独”只是制造政治风险，但一旦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那就不好办了。“台独”在前，已是教训，绝对不容“港独”坐大!

　　香港的政治风险来源，大致如上。无论官民，对之都要警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