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永乐：大学应推动社会发展

　　文|孔永乐

　　过去数年，香港越来越多人谈论“学术自由”、“大学自主”等概念。最近，有人不断在公共领域反对特首担任大学校监，同时也反对特首委任校外人士担任大学管理层要职，因为这都是破坏“学术自由”、“大学自主”。然而，什么才是“学术自由”？

　　一九六三年，曾协助撰写《大英百科全书》有关学术自由的美国法律学者Ralph E.Fuchs指出，学术自由是指学术群体会员（教授及学生）的自由，当中大部分集中于学院及大学内。学术自由是为了让群体会员能够在本身教学职务、上堂学习及研究达至更有效率的成果。学术自由的确立，主要希望能帮助学院成员及学生完成以上的任务。这并不是一种个人特权的追求。

　　政府督校理所应当

　　笔者认为，学术自由与大学息息相关。我们更需要思考为何香港需要建立大学。理论上，任何香港人只要有足够金钱或构思，也可以创办一间学术机构，录取学生及教授内容。但现实上，若然未能得到政府认可，这机构不能在香港成为一间大学，机构内的学生也不可称为“大学生”。笔者曾撰文指出，如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等，也需得到国王认可，政府督校才得以确立国家大学之地位。香港大学之成立也获得当时的英王授权及港督执行。大学的创办不仅涉及教学水准、师资水平等，还需要帮助社会培育合适人才。这就是为何政府每年投放超过二百八十多亿元予香港各所大专学府，目的是希望香港的年轻一代能够在本地有更多机会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将来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接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本地大学能够培育出比外地更出色，以及如何确保教学内容能帮助香港社会未来发展？若从“学术自由”的角度看，香港现行高等院校成员（包括学者及学生）享受的“自由”能够达到此目的？本地是否具备高质素教授培育本地学生？本地大学的教学内容是否对香港社会有利？

　　去年“占中”期间，香港各所大学的学生发动罢课，从媒体得知，大学教授不仅没有处罚学生，一些更鼓励学生参与罢课甚至罢教。对香港纳税人而言，他们的自由是否促进本身教学职务、上堂学习及研究达至更有效率的成果？对其他希望上课的学生而言，这是否损害了学生基本学习权利？进一步看，“学术自由”是否变成了一种特权，令学术群体成员可以躲避机构指引及守则、社会上人人平等之法律责任，甚至连政府最高行政首长也不能干涉他们的行为？最近，前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讲座教授Tony Carty在《南华早报》撰文指出，个别香港教授对“学术自由”有非常独特之见解。Tony Carty认为，学术自由的重点是某人违法及鼓吹其他人一同违法时，学术机构应否仍保持中立。

　　面对此情况，有人认为香港的大学应该学习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等尊重“学术自由”、“大学自主”。香港政府要向英国政府学习如何有权不用。然而，读者可以冷静思考，现在香港与英国的高等教育情况是否相同？若然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校长由中国人担任，大学教授及大学生差不多每天都在英国甚至国际主要报刊发表反英国王室、反英国政府的感性言论，英国全国大学笼罩罢课、抗争、罢免英女王等气氛，教授学生经常发动大规模集会示威等行为，大学教学及研究成果水平也急速下降时，读者可以思考，英国的教育部长难道不会想办法应对？英国政府会有权不用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各世界排名显示，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名列前十名之内，没有重大变化。然而，无论在国际高等教育及人力资源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的最新大学排名、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大学排行榜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显示，香港各所大学的排名令人忧虑。即使忽略排名指数，香港大学生的道德品格、学养见识是否符合市民期望？香港大学生的质素技能是否在大学教育期间得到提升？大学教授的言论是否显示其学术研究的卓越成果，抑或只是表达一些个人感受？更重要的是，大学教授及大学生能否帮助香港社会良性发展？若然大学教授及大学生未能符合期望时，政府是否也有自由改革大专院校的现有制度或委任成员监察每年数百亿港元的纳税人金钱是否合理使用？

　　服务社会应有重任

　　我们谈论“学术自由”及“大学自主”时，也不可以忽略大学与社会之互动，以及香港高等院校之现况。现在，有人经常强调大学校董会的主席或校委会成员一定要得到学生及校友之认可。然而，为何要得到学生及校友支持？进一步看，我们更要知道是哪些“学生”及“校友”之支持，以及他们提出的理据。不久前，有香港大学校友在报刊撰文，指出他主要的学习并非来自大学课程，而是从学生会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的经验。现在，香港大学受到摧残深感难过。读者可以思考，学生在校外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与香港大学有何关系？同时，校友当时参与的社会运动是否违法行为？事实上，不少学生运动、社会运动也可以是公益活动，对同学及社会人士有益处。问题的重点是，若然学生在校外参与违法行为，而且行动损害社会其他人士的权益及生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这些行为是否与大学有关？在此情况下，大学能否仍然保持中立？这也是Tony Carty教授的主要疑问。

　　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在其经典文集《大学之理念》曾强调，大学教育之良窳足以影响及决定一个社会之发展兴衰。因此，我们讨论“学术自由”及“大学自主”时，更要注意大学与社会发展之关系，注意大学如何完成服务社会的应有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