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泛民主派”需正确认识国家

        文/周八骏

　　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在解释她同该政治团体其他领导成员一道，与国务院港澳办副主席冯巍共进午餐一事时称，民主党此举不是为选票，而是为香港。其蕴含的意思是：“泛民主派”坚持同中央对抗，不利于香港，所以，民主党愿意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沟通。

　　民主党的这一举动，为9月9日“泛民主派”在“后政改”召开的第二次“集思会”所认可；除了若干极端反对派政治团体没有出席会议外，所有与会的“泛民主派”政治团体都同意在互相尊重基础上，争取与中央有直接和经常的沟通。

　　补上认识国家这一课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评冯巍副主任与刘慧卿等以餐叙方式就关于香港政治、经济、社会广泛交换意见时称“中央政府官员与香港社会各界各政团以不同的方式会面、听取意见是正常的安排”，可以预言，只要其他“泛民主派”政治团体有真诚沟通的意愿，类似安排将陆续有来。

　　吃饭、社交，气氛轻松有利于改善关系，却只是第一步。“泛民主派”欲与中央有关部门实质改善关系，需要双方深入交换意见，目的是谋求关于“一国两制”的共识。为此，“泛民主派”需要正确认识国家。

　　“一国两制”的“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香港这一制与国家主体那一制共处“一国”。几十年来，“泛民主派”对“国家整体”和“国家主体”都一直缺乏认识。对“国家主体”的政治制度，“泛民主派”几乎是本能地反对。对“国家主体”即“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泛民主派”热中于负面信息而不识主流和大势。于是，“泛民主派”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国家整体”即国家主体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

　　9月9日，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在记者会上称，“泛民主派”愿意与中央沟通，但是，主动权在掌权者手中。问题是，“泛民主派”认识“国家主体”从而认识“国家整体”的主动权也在掌权者手中吗？

　　从来没有人阻止“泛民主派”认识“国家主体”和“国家整体”，不存在需要人教的问题，完全可以自学。因此，“泛民主派”如果真正希望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沟通取得实质成效，那么，就需要立即行动，“补”认识国家这一课。

　　触发我对“泛民主派”这一问题重视的是一位亲反对派学者的最近一篇文章。9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在《明报》“观点”版发表《中国经济奇迹告终：中港应保持安全距离》（简称“黄文”）。“黄文”劈头提出：“中国正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其中一个最严峻的经济考验的时刻，也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机会去思考中港关系，及为香港重新定位。”“黄文”称“近日发生的由股市爆破暴跌所引发的中国经济危机，却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残酷现实，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已面临幻灭，除非中国决心推行制度化的改革，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放缓将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结果，甚至整个经济的制度有崩溃的可能。”而所谓“制度化的改革”，“已不再是经济范围的改革，而是必须包括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而必须改革的政治制度即所谓“专制统治”。“黄文”断言：“中国面对的两难正是又要维持极权的专制统治，拒绝政治改革，但又想要经济成功转型的互相冲突，不可两全其美的不可能任务。”

　　“黄文”如到此为止，所暴露的是一位带有色眼镜的政治学者无知而狂妄地为中国经济诊断，同时，继续兜售西方政治模式。问题更在于，“黄文”的要旨是：“在中国要面对如此重大挑战的时刻，香港更应与中国保持一个适当的‘安全距离’，特区政府的官员及领导人不要进一步把香港‘大陆化’、‘中国化’，及停止任何消灭或削弱香港的文化、历史、特色和优势的‘去香港化’的行为和政策。”“只有保住香港，才能帮助中国，两者的关系是共生、并存及互惠。”“只有香港守得住，中国才会有前途！”

　　“去中国化”香港守不住

　　不客气地说，黄伟豪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观点，是拾西方少数人牙慧。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周刊2015年8月29日至9月4日第416卷第8953期封面文章《中国的大跌》（The Great Fall of China）所表达的，是西方主流观点——市场有理由对最近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下跌表示不安，却毋须对中国经济过于忧虑。

　　我相信，在香港经济学界和工商财经界，同意“黄文”者是少数。“黄文”甚至未必为“泛民主派”政治团体所普遍认同，但是，应当引起警惕。“泛民主派”政治团体欲与中央有关部门沟通，岂能以“黄文”对国家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为前提？岂能要求香港“去中国化”？试想：香港如真能够“去中国化”、如真是“香港守得住，中国才会有前途”，那么，“泛民主派”又何须与中央有关部门沟通？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