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永乐：香港选举细节不能忽略

　　文|孔永乐

　　新加坡第十三届国会选举刚刚结束，人民行动党取得大胜，在八十九个议席中得到八十三席，总得票率达百分之六十九点九，一些选区得票率更超过百分之七十八。笔者在大选前已撰文分享三点观察，并在大选后简略分析。本文提及一些关于新加坡大选的行政措施及传媒报道，让读者思考现行香港选举一些细节是否需要改善。

　　强制投票设施便民

　　第一，新加坡强制投票的实施，让新加坡全国人民在选举日投票表达政治意愿。

　　大选前，不少传媒体及社交媒体有“排山倒海”不满人民行动党的声音，反对党在选前的群众大会也有大批支持者出席。不少分析更认为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会走向另一个方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加坡立法规定所有国民都要在选举日投票。选举结果显示大部分选民都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为国家未来及社会发展定下方向。

　　这令笔者想到早前香港在“占中”期间，个别媒体及社交媒体都不断传播支持“占中”的声音。然而，当有团体在全港各地区以最传统之方式设立街站收集签名时，最后有多达一百八十三万人表达反对“占中”的意愿。可见，任何社会大议题上，我们不能忽视个别媒体及社交媒体以外的声音。新加坡的大选显示这些才是社会最主流、最关键的民意。

　　第二，笔者在网上观看新加坡大选直播时，新加坡传媒记者曾多次提及为了方便老年人投票，政府在票站里都增设相关设施以方便选民投票，例如提供轮椅、增设票站等。

　　民主理念上，我们认为每人都应有自由投票的权利。现实上，一些人年纪老迈或行动不便的人或许无法到较远的票站履行公民责任。若然我们坚定认为老年或行动不便的人士也有投票的自由选择，香港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安排一些措施令老年人或有需要人士更方便到票站投票？例如，将投票站设于大型护老院，或安排足够轮椅甚至工作人员协助。对负责任政府而言，我们重视年轻人的政治意见时，老年人的投票权利及其政治意向也不可以忽视。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办法如何令香港社会上大部分的人在政治选举中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

　　第三，香港在选举日之前可以考虑设立一至两天冷静期，选举期间也禁止任何民意调查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

　　香港近几次大型选举中，不同党派人士都经常在选举前最后一天甚至选举日高呼“告急”宣传。严格来看，这些都不是传播候选人政纲或详细解释其理念政策。这样的“告急”口号只会令选民越来越急躁，或许因此而错误判断那个候选人才能真正代表自己的意愿。以往，香港更有不少选民因为这些口号而临时改投同党派的另一候选人，结果本来心中人选却因此而落败。道理上，谁在过去四年多服务群众，或有更好未来政策构思便值得当选。这对有质素的候选人而言非常不公平，最后对社区发展或政党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第四，香港如何能有一流传媒报道政治选举。

　　笔者曾撰文指出，李光耀在一九五九年选举前曾公开批评传媒刻意扭曲候选人的资讯。由于历史因素，个别媒体中的新闻从业员深受他们上司的英国主编及记者的影响，报道政治人物及政治新闻时存有极大偏见。李光耀认为，个别新闻从业员的最终目的只是维护个人或某些群体的商业利益，而不是真正扞卫新闻自由或获取资讯的权利。在选举前，这些单面甚至负面报道更影响选民在投票前对各候选人的判断。新加坡传媒在过去五十年也经过大规模改革。现在，新加坡传媒在报道国会选举时也大致全面、准确。不少在外地的新加坡国民表示他们能否从新加坡传媒获得足够资讯。美国资深传媒工作者及大学教授ThomasPlate一生访问不少世界政治领袖，定期在美国及亚洲主要报刊撰写专栏。ThomasPlate也曾公开称赞新加坡《海峡时报》在不少地方都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

　　设冷静期更新条例

　　香港的情况与新加坡不同。在市场化环境下，香港传媒竞争激烈，而且对政治新闻似乎有极端化的倾向。在社会层面上看，传媒工作者还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选举期间的报道会影响大众的候选人的政治观感。香港在市场的机制下如何有效确保一流传媒，在选举期间为选民提供详尽及全面资讯？对于真正关心新闻自由及选举公正的人士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最后，民主理念是一回事，民主实践也是另一回事。随着科技发展及社会人口结构等转变，选举的相关措施及法规或许也需要更新及改善，以配合社会发展。诚然，世界上民主方式千变万化，有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新加坡式等。香港也无需要刻意模仿某一种外国模式。重要的是，香港能够从世界上各种方式中取长补短，找出一种适合香港独特情况的有效方法，从而让香港经济民主都可以稳定发展。香港的区议会选举即将开始，我们可以思考香港现行的选举方式及细节上是否有改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