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程翔护陈文敏的谬误

　　文|李俊

　　港大毕业生议会昨日举行特别大会，就副校长任命一事进行表决。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法产生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无法左右校委会的最终任命权。但即便如此，昨日的这场投票，已被反对派视之为“公投”，意图以此来达到施压的作用。整件事演变至今，任不任命、任命谁都已不再重要，更为关键的在于，以政治操弄的手段试图去影响、干预港大校委会的任命决定，已经严重破坏了港大传统，更无异于对大学制度的冲击。

　　政客插手破坏制度

　　令人忧虑的更在于，当前的某些所谓的“精英”，已经被狂热的政治主张所蒙蔽，“以人废制”，为了确保其政治主张代言人的升迁，而不惜破坏现有制度。如果说，制度之于大学的重要性不可质疑，那么，先前的不按制度收受捐款，以及当前政党与政客插手其间的手段，都无疑是在摧毁大学的根基。

　　当前对港大最重要的，并非多么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而是冷静、客观的态度。

　　昨日，知名传媒人程翔，撰文撑陈文敏担任副校长。为增强说服力，文章引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名校集体消亡”的所谓例子，欲以此来证明政治干预对大学乃至社会的严重破坏性，他并以此来下定论，称陈文敏事件是“港大消亡”的前奏、“扞卫港大”。

　　程翔先生曾在报章担任高层，对内地情况接触得早，理应对内地五十年代“高校调整”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且不论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气氛之背景，仅以内地与香港、陈文敏事件与“高校调整”的截然不同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差异，以及对历史的尊重角度而言，过分甚至故意扭曲以服务于个人政治意图的做法，都是极其不恰当的。

　　令人可惜的是，程文犯了诸多基本的史实错误。首先，所谓的“中国名校集体消亡”并不准确。该文称：“一九四九年时，中国全国有十家名校，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级的大学。一九五三年后它们集体消失。这批惨遭‘折招牌后再肢解’的名校包括：京师大学堂……它们惨遭灭顶之灾，纯粹因为它是所谓‘帝国主义热力’办的。”

　　真正的史实是，京师大学堂并非一九四九年后“消失”的，该校早于辛亥革命翌年即改名为北京大学。这所大学从未被肢解，更未被易名，相反，是“高校调整”政策下其中一个受益者，建国六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最高的学术殿堂。至于程文所举的之江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等，虽然名称不存在，但其基本的科研与教学资源都“分配”到了其他大学，例如之江大学并入浙江大学、东吴大学重建为其后的江苏大学，等等。当然，这种“分配”做法是否正确，早有强烈的批评意见，但基本事实却需尊重。

　　其次，五三年的“高校调整”，具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即有现实的政治需要，亦有历史大环境因素，尤其是深受苏联“文理分校”教育制度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纯粹是帝国主义势力办的”。事实上，清华大学还曾是庚子赔款的所建，结果也并未“消失”。

　　以现在的眼光去批评当时的决定与政策，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站在道德高地。但即便是在同一历史纬度，当年的美国、英国还曾有严重的种族歧视政策，黑人一律不准到最高学府，这些例子都具有特定的背景，不能简单的作为一件“陈文敏事件”的背书例子。

　　错引历史无助反省

　　事实上，但相对于“高校调整”，对学校影响至深的，却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几乎所有大学都停课，中国大学停滞甚至大幅倒退，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改革三十多年来，内地早已反思并作出重多巨大的政策调整，以至于，当今的中国内地大学水平在不断提升与进步，在一些大学排名上，北大、清华的排名远远高于港大、中大，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史实，不容歪曲。如果程文的历史逻辑成立的话，那么，如何解释这些现状？是否可以说，由于当年的“高校调整”，所以成就了今天的北大清华；由于当年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成就了今天的美国霸权？

　　当然，程文的核心并不在讨论内地大学的发展，其真正目的，是要通过以上这些例子去替“陈文敏事件”定性，刻意模糊甚至歪曲陈文敏、戴耀廷、钟庭耀“丑闻帐目”的性质。将一宗大学管理个案，形容成“意识形态”的争夺、上升到“一国两制”的存废。试问，这又岂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港大校训“明德格物”，程先生似乎并没有真正做到，其文章更像是在散播“恐共心态”。《以史为鉴、扞卫港大》，给人更多的是以政治正确压倒一切的阅后观感。尤令人可惜的是，文革浩劫令内地大学废弛，多少教授遭“红卫兵”暴力对待求死，如今港大出现暴力冲击的“红卫兵”影子，程翔先生没有反省当中的祸害，反而替这种行为“正名”，显然他是在选择性“借鉴”，这又岂是“格物致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