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纪念抗战胜利 增强国家观念

        文/杨坚

　　八月二十三日《明报》“港闻”版刊登一则关于内地一名“八十”后青年与其曾经亲历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的老祖母，二人对待日本的截然相反态度的报道。记者报道的语言是形象的：“喝水用虎牌保温杯，写字拿起无印良品的笔，出门前开启大金的空气清新机，回到家打开三菱空调，睡前用资生堂的洗发水洗头，休闲时看日本动漫……‘八十后’江苏南京市民、前导游沈玉（化名）向本报表示，她很喜欢日本的产品，也喜欢去日本旅游。虽然她的祖母张静（化名）是战时日军刺刀下的幸存者，一生都恨‘日本人不是人’，但对于南京年轻人来说，大屠杀的历史似乎已无法令他们抗拒现代日本的吸引力。”“正当当局高调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接受本报采访的南京青年却说，他们不忘大屠杀的伤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喜爱现代的日本。”该报道还引南京另一名“九十”后青年的例子称：“体会屠杀造成的仇恨，对于‘九十后’更难。‘九十后’的南京化妆师魏森林对本报说，仇恨日本是教科书的事，而他非常喜欢日本，两年内去了六次，只要一攒够钱就去，‘那里制度又好、服务又好，化妆品比国内便宜一半，为什么不去？’”

　　引导青年理解历史与现实联系

　　《明报》设“港闻”版和“中国”版，上述报道应当列入“中国”版，不知该报将其列入“港闻”版的意图。既然列作“港闻”，就令人联想香港青年如何对待抗日战争。同内地青年一样，香港青年对于发生在他们出生前近半世纪的历史事件的态度，同事件亲历者大相迳庭。由于香港被日本占领的时间明显短于内地的日占区，内地同胞抗战时间长于香港居民，所以，香港青年对待抗战，同内地青年对待抗战，也容易产生认知上的差异。特区政府特别规定二○一五年九月三日为香港公众假日，同内地同胞一起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不仅是要帮助青年了解那段历史，更重要的是要引导青年理解那段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因为亲身遭受日本侵略军蹂躏而痛恨所有日本人，是一种偏见。记忆和助长这种偏见，不仅不是纪念抗战胜利的宗旨，恰恰相反，是违背纪念抗战胜利的意义。另一方面，如果因为眼前日本商品和服务优质，而忽视日本出现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则会产生严重后果。

　　一个国家与其人民是既相联又相分的。日本侵略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同当时日本主流民意分不开，此所谓国家与其人民相联。日本侵略亚洲包括中国，同当时日本主流民意为一小撮日本领导人所操纵分不开，此所谓国家与其人民相分。国家作为一个一般概念包括领土、居民和政权，则国家与其人民相联。国家作为一个特殊概念专指政权，则国家与其人民相分。正确的历史观和国家观包含这样两层关于国家和人民关系的涵义。

　　《明报》的上述报道，是带有倾向性的，强调国家与人民相分的一面而轻视国家与人民相联。如此立论，符合该报的自由主义立场，但是，偏离客观和公正。

　　有一种观点：二十一世纪不同于二十世纪，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强调国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就有那位“九十后”的南京化妆师魏森林对《明报》记者说，“仇恨日本是教科书的事，而他非常喜欢日本，两年内去了六次，只要一攒够钱就去，‘那里制度又好、服务又好，化妆品比国内便宜一半，为什么不去？’”

　　在日本国内已经出现反对安倍内阁修订安保法的舆论时，我们中国青年包括香港的青年，怎么能够一门心思享受日本优质商品和服务？香港的媒体怎么能够助长那样一种一心享受不问世事的态度？

　　中国梦必定也是“香港梦”

　　全球化抹杀国家界限吗？否。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化势如破竹相比，如今全球化正遭遇空前挑战。世贸组织多哈发展谈判名存实亡。双边和区域性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蜂起。不同内涵的“本土主义”席卷多国（地）。民族主义成为各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基石。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处于人类五百年来空前深刻全面的调整，核心是世界重心由过去五百年位于西方（欧美）开始向东方（亚洲）转移。借用地质学术语，世界经济政治板块呈现大分裂大移动，国家——无论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单元。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就是要温故而知新，教育青年树立国家观念。就香港青年而言，国家观念包括三点：国家领土和主权是完整的；中国人民是整体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历史使命和命运是共同的。

　　香港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属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香港与内地边界，不改变领土完整，不影响国家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籍香港居民是中国人民一部分。“一国两制”下香港中国公民享有不同于内地居民的权利，豁免若干内地居民履行的义务，不影响国籍同一性。

　　因此，“中国梦”必定也是“香港梦”。“本土论”和“港独”只能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