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兴洲：严判占中暴徒 彰显法律正义

　　律政司早前就四名“占中”者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一事提出司法覆核，昨日裁判官在检视所有证据与理据后，将原本“轻判”的150小时社会服务令改判为入狱三个半月。这固然是一个“迟来”的判决，但总算是“拨乱反正”，彰显了法律正义，更是向社会发出强烈的信息：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不论以何种藉口，都难逃法律制裁。那些打着冠冕堂皇政治口号的“占中”政客，也不可能有例外。

　　本案发生在去年非法“占中”期间，四名被告依次为报称厨师的郑阳(19岁)与戴志诚(24岁)，报称无业的张智邦(23岁)及石家辉(24岁)，于去年11月19日，在中环立法会综合大楼非法集结，暴力冲击立法会，损坏立法会大楼七道玻璃幕墙、九道玻璃门、一道石门、25块渠盖、一块假天花及一对玻璃门柄等。一个多月前，裁判官轻判社会服务令，引起社会强烈回响，忧虑如此轻判会向社会发出错误讯号。

　　当时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不涉纵火的刑事毁坏罪名，罪成最高可判处监禁十年，而该案判刑过轻，因为四位被捕示威者是有准备及预谋冲击立法会，而且毫无悔意，至少要判刑两个月才能起阻吓作用。而四位被捕示威者冲击的是庄严的立法会，即是对地方政府的侮辱，可以是加刑的理由。抢警棍的示威者也要判刑四星期，但冲击立法会却是150小时社会服务令，实在不能起阻吓作用。

　　至上月中，律政司去信裁判法院就四名被告的判刑，依据裁判官条例第104条，提出覆核申请，并索取包括聆讯誊本及报告等相关文件。申请覆核的主要理由为：“相关判刑明显过轻及/或存在原则性错误”。当中指出的“原则性错误”，已点明了案件的严重性与判决的不相符之处。

　　至昨日，裁判官终于作出“修正”判决，由于第一被告郑阳只有19岁，需等候更新中心及劳教所等报告，故还押至下月八日判刑。其馀三名被告，分别为24岁戴志诚、23岁张智邦和24岁石家辉，各判囚三个半月。辩方申请三名被告保释等候上诉，法官准各人分别以二千至三千元保释。

　　本案的两次判决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的影响，尤其在于以下两点：

　　一、违法没有也不应有“政治例外”。事实上，本案发生正值“占中”之时，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有将犯案过程直接拍下，可以说，犯罪事实确凿毋须质疑。疑犯以近乎歇斯底里的行为，暴力冲击立法会，令人感到法治正在受到践踏，当时几乎所有的舆论都一面倒狠批这种无视公众安全、无视法治的恶劣暴行，并要求严惩以儆效尤。但当时社会上有种声音认为，违法是事实，但被告却是争取“社会正义”，因此理应得到“例外处理”。

　　纵使这四名被告自称是支持民主、支持抗争，打?看上去非常光鲜的政治口号，背后亦有某些政客的支持，但无论以怎样的口号，都不能改变其犯罪的事实。

　　反过来看，如果反对“占中”的被告人以这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口号去犯罪，法官能作出轻判吗?此次裁判官能“拨乱反正”，重新全面检视所有证据与理据，作出入狱三个半月的决定，正是发出法律面前一律人人平等，没有也不应当存在“政治例外”这一强烈信息。

　　二，法律必须起到“阻吓作用”。同样类型的违法案件，在不同的法官的判决中或许会有不同的量刑，但在对案件性质严重性的认定上，却不应当出现重大的差异。纵使每一宗案件都有不同的背景、每名疑犯都有不同的求情理由，但如果清晰的法律条文因“轻判”而令公众产生巨大的质疑，令法律本身失去应有的“阻吓作用”，则如同是在变相助长违法行为的发生。

　　本案中，四名被告其中一人戴某拥有五项不同类型的案底。如果说所有人都是“初犯”，可以用“年轻”、“意气用事”来作出辩解理由，则判社会服务令或许不会引起强烈的质疑。但第一次判决时，却没有正视这一差异。如果本案没有被“修正”，那么，一个人有没有案底都已无关紧要，更为严重的是，法庭的判决已经失去应有的阻吓作用。日后可能作出同样暴行行为的人或许会教唆说：你看，暴力冲击立法会最多只是150小时社会服务令，又不需要入狱，怕什么?

　　“占中”发生至今已将满一年，期间发生数量惊人的违法行为，但真正成功“入罪”、或者说真正能体现其违法事实的判决，并非太多，甚至可以说“太少”。一些政客甚至威胁法官，威吓必须作出“政治考虑”。

　　公众希望此次判决能起到关键的作用，告诉那些试图以“政治口号”为藉口的“占中”核心人士，必须面对法律的制裁，“占中”绝非违法的“免死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