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坚
面对“铅水事件”不断扩大,七月十七日,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根据《调查委员会条例》,委任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并正物色法官出任主席。独立调查委员会工作包括:(1)裁定事件的成因;(2)检视及评核现时公共及私人楼宇食水供应系统的设计、建造、维修、保养,及装置和物料使用等的技术标准和监管制度是否妥当;(3)提出建议确保食水的安全。他强调,委员会将检视事件中有关人士的责任,如涉民事或其他诉讼,律政司有责任跟进。
特区政府这一举措表明:它开始明白,“后政改”特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和民生问题,决不意味?政治观念可以松懈,相反,必须增强危机意识。
政治影响经济民生
表面看,眼下香港政局平静。仔细看,政治气氛十分吊诡。一方面,在政改方案表决前显露有志问鼎下任行政长官的各路好汉,不约而同趋于沉寂;另一方面,国家主席握手财政司司长,政务司司长将负责全港清洁运动等消息,引发关于行政长官前途“似曾相识”的联想。政局暂时平静,是因为有关各方对于长时间政治斗争均感疲惫。在暂时平静的表面之下,政治急流依然汹涌。
“铅水事件”决非偶然,而是香港深层次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必然反映。今日香港,面对相互纠缠、积重难返的经济民生问题,管治架构各部分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有力地团结,却呈现较以往任何时候更松散的状态。此所以行政长官十分重视国家领导人对他及其管治班子的评价。
中央的肯定,也是中央的希望和勉励。面对十分艰难的管治和施政,特区政府不仅要增强危机意识,而且要增强责任感。七月十三日下午,行政长官梁振英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张德江委员长后见记者,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央对特区政府将工作重点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出了明确指示,关键在于特区如何落实。
梁振英的原话是——“委员长数了一系列国家的大策略和专门为香港提供的一些发展机遇,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还有就是我们已经有的,譬如是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十三五’规划、CEPA,以至‘沪港通’、‘深港通’、广东自贸区、福建自贸区等。委员长特别指出,这些都是香港未来要用好的发展机遇,用好这些发展机遇不单为我们这一代人,更加可以为香港新一代,我们的青少年人,提供更加好的事业发展机会及生活。”“我下去会与特区政府的同事和我们相关的委员会就这些问题进一步探讨,希望尽快拿一个框架性的计划出来,得到国家支持,我们就会一步一步铺开。”
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中央已经给予并且还在给予香港以巨大发展机遇。第二层意思是,特区政府需要制订计划来落实中央给予香港的发展机遇。
香港社会对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有所期盼,因为它们是国家具全球重大影响的新规划新项目;相比较,对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CEPA等则缺乏新鲜感。反对派对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尚说不出反对或抵制的藉口,但对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CEPA则已一再表示反对。特区政府有责任引导香港社会坚定地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CEPA框架下香港融入国家主体经济的进程。
在没有发生最近内地股市大跌前,“沪港通”在香港是受普遍欢迎的。在内地股市大跌引发香港股市大跌后,香港社会对“沪港通”开始有微言,也影响对“深港通”的期盼。特区政府有责任引导香港社会正确理解内地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发展,不为西方主流媒体对最近沪深股市大跌的片面报道和冷嘲热讽所蛊惑。广东自贸区包括了前海,香港对前海的热情一直不高,会不会影响对广东自贸区的态度?福建自贸区与香港的关系如何确定?这一切需要特区政府引导香港社会各界给出正确答案,自然,要求特区政府首先明确回答。
认清内地经济机遇
在我记忆中,梁振英是第一个行政长官明确表示特区政府需要制订计划来落实中央给予香港的发展机遇。香港长期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上世纪七十年代形成的“积极不干预”长期支配政府对待经济的思维,“尽快拿一个框架性的计划出来”的宣示,不啻“石破天惊”!因为具有开拓性,所以,不能低估在制订计划过程中政府各部门出现不协调甚至抵制的现象;需要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展现坚强意志和信念,推动政府各部门与时俱进、改变旧思维。
七月十三日梁振英还说:“我们做好经济发展的工作、民生改善的工作,都想多听大家的意见。我和特区政府的同事会从不同的渠道多些吸收,不单是商界的意见,不单是一般市民的意见,亦希望很多青少年,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做一些重大举措、一些长远计划的重要持份者。”本届政府吸取社会各界意见也需要展现创意,不限于类似策发会的小范围,不流于网上徵集意见的空而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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