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八骏
6月28日夜,在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专区发生一起暴力事件。翌日,香港媒体纷纷报道。以下,是一则似乎客观的报道——
“6月28日夜,3个团体在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专区举行活动,其间发生冲突、指骂及推撞,警方多次劝喻及警告无效,曾施放胡椒喷剂制止违法暴力行为,并拘捕4男1女,年龄介乎23至55岁,他们涉嫌袭警、拒捕、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及普通袭击。”
还有明显偏颇的报道称,事件缘起是——近期常有“大妈”在旺角行人专区“唱红歌”。
然而,在行人专区“唱红歌”何罪之有?这难道不是行使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一种形式?“香港本土力量”组织所谓“反大妈唱蝗团”前去“踩场”,难道不正是破坏“言论和表达自由”?更严重的是,“香港本土力量”在现场高举港英旗,又一次公然鼓吹“港独”。
支持爱国爱港的团体——“爱港行动”“忠义民团”的若干成员,在现场捲入相互谩骂、互相推撞,是非理性举措,需要批评和防止。但是,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不能将事件重点置于寻常的非理性,而是必须高度重视“港独”势力恶化。
反对“港独”树立“一国”观念
有人以为,挥舞港英旗是缅怀“九七”前的一种表现,同“港独”无关。这是一种皮相见解。
在香港,鼓吹“港独”有两种表现,一是公然主张“香港城邦”或公然宣扬“捍卫我城”;一是企图恢復港英管治。前者欲香港同内地分离。后者欲香港再度脱离祖国返回英国殖民管治。两种主张或欲望都不可能实现,“港独”是“此路不通”,但“此路不通”不等于没有人走“死路”。
“港独”的思想基础是分离主义。分离主义由“本土主义”演变而来,“本土主义”由香港传统核心价值演变而来。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因为,香港传统核心价值建基于“九七”前、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香港与祖国被人为分隔的歷史时期。“九七”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贯彻“一国两制”,香港传统核心价值缺乏“一国”元素,这是一个致命缺陷。
正因为这一致命缺陷,香港传统核心价值成了二○○三年“七一游行”及其后一段时间,反对派追求二○○七年和二○○八年分别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真普选”的思想基础。正因为这一致命缺陷,“本土主义”、分离主义在香港传统核心价值上渐次发酵。正因为这一致命缺陷,香港不少居民虽然不满甚至反对“本土主义”、分离主义,却至今无法形成强大的反对“港独”的社会舆论。
坦率地说,即使在特区建制上层,一些人因为信仰传统核心价值,至今反对“港独”的自觉性差。今年2月,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点名批评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近年来刊登“港独”文章,得不到政府高层普遍声援,便是例证。
近期有民调显示,香港居民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信心,对中央政府的信心,都明显下降。有人归因于中央贯彻“一国两制”不力。其实,问题根子是传统核心价值未与时俱进。香港在法律上已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经济上已同国家主体经济一体化,怎么可能继续停留在“九七”前的意识形态?不树立“一国”观念,就不可能有力地反对、抵制和遏止“港独”。不反对、抵制和遏止“港独”,就难以树立“一国”观念。这是关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大局的重大事宜,特区政府必须花大力。
特区政府决定在“后政改”阶段将香港社会焦点引向经济民生议题,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放任思想政治问题恶化。推动香港传统核心价值与时俱进、注入“一国”元素,加大反对“港独”力度,是引导社会聚精会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可或缺的思想政治保障。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对派不会松懈干扰和破坏活动。
确保社会焦点转向经济民生
6月28日,反对派多个团体发起“社区公民约章”运动,旨在延续所谓“雨伞运动精神”,企图扭转区议会被建制派“垄断”局面。反对派团体将深入社区,渗透业主立案法团和学校家教会等基层组织,把今年11月区议会选举以及新界地区村代表选举同他们继续争取所谓“真普选”相结合;并且,通过起草和签署《社区公民约章》普及“佔中”精神,以巩固“拒中抗共”势力的思想、政治、社会基础。
7月1日,反对派发起游行示威,领头的大幅标语中心位置是——“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将所谓“真普选”与“港独”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再次突现。以此为纲领,反对派在今年“七一游行”中提出一系列要求——“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台”“修改《基本法》”“踢走提委会”“取消功能组别”“废除公安条例”“追究黑警责任”。可见,不仅为确保社会焦点转向经济民生,而且为维护既有管治架构稳定,都必须加大反对“港独”的力度。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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