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后政改治港的新思路

　　文|田飞龙

　　政改方案无法获得通过，“五步曲”在第三步遭到否决。政改失败需要进行原因检讨，也需要提出针对后政改时期的治港新分析与新思路。政改闯关失败有许多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主因：“泛民”捆绑，拒绝最低限度的政治妥协与合作，使得即便建制派全体投贊成票也不可能改变结果。捆绑否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关系缺乏最低限度政治互信，“占中”与反“占中”造成了双方底线对抗与最后摊牌的僵化对立局面，中央后续的措施（如五月底的深圳对话）以及香港温和理性力量的游说、民调压力均未能奏效。第二，建制派政党政治经验不足，纪律协调出现严重误差。建制派此次政治表现难以令港人信服，缺乏有机协调的党团沟通组织机制，长远对其两级议会选举有不利影响，也对建制派内部团结及忠实于香港民主的形象有损，更给了反对派以聚焦攻击的口实。

　　第三，“占中”的消极影响。“占中”刺激中央严厉以对，使得政改博弈空间收窄，刚性碰撞难以避免。第四，八．三一决定的锁定效应。八．三一决定依据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歷次解释/决定作出，本身合宪合法，但反对派未能理解和接受，后续“占中”与反“占中”的争议焦点即在于是否可能撤回八．三一决定；中央出台该决定有其政治考虑和国家安全理由，但也为后“占中”的政治妥协设置了难以突破的政治底线；中央权衡政改是否通过的各方面利弊，两手准备，也使得松动该决定的内外政治努力难以奏效。

　　第五，香港中间力量的话语权与行动力不足。政改闯关博弈关键时期，香港温和理性的中间力量（如陈弘毅、汤家骅等）也曾通过各种管道争取发言权和影响力，但最终未能出现说服部分反对派议员转换立场的政治效果，显示出香港中间力量受到两极压力，难以独立发声和行动。第六，反对派错估中央政治意志和对管治权争夺的高度敏感性。反对派简单依据2007/2012政改经验，以为坚持否决声明就可在最后时刻逼中央让步，而未能真正理解中央在基本法秩序下依赖特首治港的高度敏感性和严肃性，亦未能理解中央关于政改和“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相关联的国家理性，显示出香港反对派政治上不够成熟。

　　以上只是此次政改失败的部分重要原因，失败后中央和各界均对此进行了反思和调整。

　　后续影响不容忽视

　　政改闯关失败已经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且在梁振英任内重启政改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两地共识水准上均不可能。失败后，中央以及香港建制派力量期望香港社会短暂跳脱“过度政治化”状态，聚焦经济民生，巩固繁荣稳定基础。反对派则处于艰难的分裂和转型中，但总体趋势仍然是坚持政治抗争路线，包括立法会内继续拉布和街头抗争继续维持。这一投票失败的主要影响如下：

　　第一，短期内直接避免了更激烈的社会运动，使得反对派一时寻找不到更为具体和直接的反对议题，只能老调重弹。比如今年的七一游行人数很少，如果政改通过很可能刺激反对派激烈反弹以发泄政治上的“羞辱”情绪。第二，政治互信降至冰点，重启政改丧失最基本的中央信任条件，使得香港民主之路陷入艰难境地。

　　第三，政治对抗连累经济合作与深港融合。在“一带一路”、亚投行、深港一体化等关乎国家与香港经济升级发展的重大议题上，政治对抗带来的不信任和制度性拉布对于央港经济整合及香港经济获取新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很大。第四，反对派政治分裂与极化。在议会拉布和街头抗争总体无效的背景下，反对派内部必然发生结构性分裂，部分温和理性力量向中间立场转移重组（典型如公民党议员汤家骅），但不会加入建制派，而青年社运骨干及“泛民”基本元老和少壮派会朝向更激进（“港独”）方向做试探性宣示和行动，显示出“非忠诚反对派”的极化取向；学生运动在香港社运和反对派阵营中的比重和影响会有扩大；修改基本法之类的激进议题有可能继续发酵。

　　第五，建制派反思转进尚有空间。此次政改失败让香港民众对建制派和“泛民”均感失望，但理性的港人更加清楚重启政改及获得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一味抗争，而在于互信合作，具体而言在于以建制派在立法会护航通过政改方案，故后政改时期如建制派内外调理得当，在两级议会选举中仍有较大进取空间并结构性改善政治生态与版图。陈弘毅教授就明晰这一要害，寄希望于明年立法会选举带来重启政改更优条件。第六，反对派对国际干预的依赖和信任有所降低。“占中”运动及后续抗争中，香港实际获得的国际干预和支持较为有限，香港国际地位相对衰落已成事实，在此背景下，香港本土派在策略性依赖国际力量的同时会更加重视本土深耕，对此态势演变应有足够认知和应对。

　　第七，港台反对力量联动可能加强。在蔡英文当选预期日益增大的条件下，港台反对派联动预期有可能增加，台湾可能利用自身独特优势和地位影响和支持香港政治反对派，欧美也可能通过台湾“间接”干预香港政局，形成错综复杂的政治走势。第八，民意的积极走向与两地融合契机。政改失败对香港民主政治有“冷却效应”，民意在投票前高比率支持“袋住先”，投票后亦可能以更加温和理性和积极的眼光与形态看待大陆崛起和中央管治，更全面理解“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完整内涵。

　　闯关失败不会导致中央惩罚香港，而是引起香港社会的反思重建，造成香港以更积极心态再出发的社会氛围与民意取向。从投票闯关到年底区议会选举及明年立法会选举不到半年，选举结果将是对此轮香港社会反思重建的检验性结论。

　　治港理政的新思路

　　“占中”及政改闯关失败有?复杂的内外原因，就内部而言，政治相互猜疑和社会阶层矛盾是不可迴避的现实。为此，后政改时代的中央治港方略应在延续既有管治经验的同时有所创新突破。具体要点如下：

　　加快融合的相关政策

　　第一，突出基本法的宪制权威及不可动摇性。基本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法治基石，也是央港关系互动调适的最权威法律框架，不可轻易修改或轻言修改，要坚决反击香港反对派借助修法议题动摇这一法律秩序的运动。修改基本法在目前政治环境下亦不利于香港繁荣稳定和高度自治。

　　第二，重申中央支持基本法秩序下的普选目标不动摇，重申重启政改的政治条件和法律基础，合法合情合理说明中央的法治立场和政治利益关切点，使得香港社会对民主化仍然保持价值认同与进取预期，团结凝聚香港大部分人心。

　　第三，维持对香港各项经济优惠安排，继续以“繁荣稳定”的事实反击反对派的各种攻击和国际上的猜疑。

　　第四，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与“一带一路”战略中适度突出香港的优势和角色，鼓励港人信心，以空间换时间，逐步增强香港经济及香港民心对于中国整体的向心力与融合度。

　　第五，加快研拟“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下香港青年参军、考公务员、出任外交官及内地体制内各种技术性职位的制度机制，将“行政吸纳政治”的经验复製到中央吸收香港精英并建立其稳定政治认同的框架内，逐步弱化对“一国两制”过度形式化理解与贯彻所带来的香港青年与内地的“政治隔离”状态。

　　第六，鼓励内地优质国企或民企吸纳香港青年创业和就业，设置专门专案和计划，与特区政府就业保障框架适度对接。

　　第七，支持特区政府在后政改期间聚集经济民生的实际政策举措，逐步缓和香港阶层矛盾和贫富差距。

　　“一国两制”下的新香港要告别许多，重建许多，不是一日一时可成。政改闯关失败只是个案性失败，“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仍在，政改“五步曲”程式仍在，香港主流民意支持基本法秩序内的普选改革及聚焦发展经济民生的正当意志仍在，中央坚持以基本法为基础的依法治港方略仍在，这些都是香港后政改时期重建自我和重建与中央互信互动关系的可靠资本。勿使政改失败之“一叶”障目而不见了“一国两制”的“泰山”之壮观气象与宏阔前景。摆脱迷思与任性，找回信心与信任，新香港的意义与优势依然可期。

　　（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著有《香港政改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