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力：“搁置争拗聚力经济”已成民意主流

　　文|鲁力

　　“七一”游行反对派惨淡收场，尽管民阵笃数称有4.8万人参加，警方估算不足二万，堪称乃是零八年来最少一次。在政改被否决后，香港社会普遍对纷扰不止的政争倍感厌倦，市民在“后政改时期”对大型群众运动的热情不如从前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反对派发起违法“占领”，严重影响市民生活，更赔上了香港的国际地位，加上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捆绑否决了2017年普选决议案，令港人“一人一票”普选特首的愿望落空，市民对反对派只搞政争非常反感。市民对“七一游行”之类的政争活动反应冷淡，感到厌倦，人心思治已成为香港民意主流。

　　在政改方案被否决后首次举行的“七一游行”，不管主办方如何粉饰，参与者稀疏是不争的事实。小以归结，今年“七一游行”有四大变化：一是游行人数剧减，传统“泛民”支持者大幅减少；二是主张“港独”的势力抬头，甚至意图抢夺主办单位“民阵”的领导地位；三是“泛民”被“拆大台”的情况更趋明显，年轻人或激进派另起“炉灶”；四是不知名团体抬头，“无牌”街头筹款，藉机“吸金”，成为各派抢钱盛会，市民善款难以监管。

　　活动主办者“民间人权阵线”今年制定的游行主题是“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提出的诉求则包括“梁振英下台、修改基本法、踢走提委会、废除公安条例、追究黑警责任”等城中热门话题，彷佛又准备大干一场。但是，从游行现场所见，响应者寥寥。政府回应时强调，修改基本法绝对不符香港长远和整体利益福祉。至于政制发展，政府重申，现届政府未来两年不可能重启政改“五步曲”，认为政改争论应告一段落，并聚焦经济民生政策。

　　近几年，在反对派政党大搞“捆绑政治”，煽动“逢梁必反”下，社会陷入经济、民生困局的泥淖之中。与过去十年内地居民收入大幅飙升相比，香港的家庭入息中位数却一直停滞不前，港人手中薪水的实际购买力日趋下降，致使人们的怨气不断累积并需迫切寻找出路。而在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以“拉布”等激烈手段绑架下，社会的焦点被这样转移到了政治上。近年来，某些人更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做为攻击重点，企图动摇中央对香港的主权，搞“香港自治”。有些人认为可以为了“两制”而弃“一国”于不顾，一些政治莽汉甚至还认为自己可以和台湾的“独派”联姻，威胁中央，不知道自己是在玩火，不知道这一切只会让香港原有的优势不断被消解。

　　反对派发动的“占中”令到一个本来以经济活力和发展速度着名的国际大都市，一夜之间彷佛“穷得只剩下政治”，而社会上真正的症结在历次的游行示威中却鲜有人提及。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并非单纯的政治争拗，也不应被简单归纳为香港地位下降与经济空间被挤占，而是资源、利益分配和行政立法矛盾等问题。许多生活在底层的民众的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活，青年就业发展面对困境，造成难有生活提升的途径、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心理压抑。然而，所有这些都被无休止的政治争拗所掩盖，人们看到的只是作为表象的政治乱局，导致社会共识无法形成。其实，除了普选之外，人们还需要倾注更多心力正确认识香港的主题和副题。毕竟，普选只是手段，终极目标是提升市民生活的幸福感，这些也只有根除了政治裂变、族群撕裂，经济民生、社会焦虑等才有望得到缓解。

　　特首梁振英指出，本港在民生问题上有两大挑战，分别是房屋及贫穷。在政改方案被否决后不久，他便调动立法会财委会议程，将成立创科局排在民生议题之后。而财委会率先处理的拨款申请包括综援、生果金及长者津贴等“出三粮”、公务员加薪等。事实上这一政策调整也的确收获成效─立法会内的各政党几乎都表示欢迎政府调动。香港社会也不应将精力耗费在无休止的争拗中，而错失发展良机，全社会应该支持港府将施政重心转向经济、民生和社会和谐。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日前指出，投票反对普选方案的立法会议员，对于香港错失普选机遇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本港要搁下政治争拗，着力经济民生，这是社会目前最大的共识，也是民心所向。毋庸置疑，内耗削弱香港竞争力。社会步入“后政改”时期，应放下困扰香港多时的政改问题，全心全意发展经济。政改工作已告一段落，各界都期望社会放下政制争拗，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繁荣，这是香港全体市民的根本福祉所在，是民意民心所向。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着力经济民生，香港才有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