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正视聚焦经济民生的困难

　　6月29日，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公开表示，他将不再公开议论香港政改问题，支持特区政府引导香港社会各界将焦点转向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尽管香港居民对“一国两制”前景存在分歧意见，对过去两年空前激烈政改斗争仍记忆犹新，但绝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疲乏感。这一点，已反映在今年“七一游行”人数较去年的人数暴跌上。尽管两大对抗政治阵营之间依然剑拔弩张，但是，经过几十个月持续斗争，双方都有“喘气”的欲念。鉴此，7月3日，何俊仁宣布搁置其辞去立法会议席引发“变相公投”的计划。

　　提高管治水平乃当务之急

　　特区政府有客观需要和条件将社会焦点引向经济民生议题。然而，不能低估困难。

　　首先是经济民生议题堆积如山。仅举一例就“管窥见豹”。

　　2014年12月17日，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向立法会表示，新长远房屋策略文件关于未来10年建屋48万个单位总目标不难实现。半年后，2015年6月27日，张炳良局长称，去年12月长远房屋策略文件关于未来10年兴建约25万个公营房屋的目标未必一定达到，但会尽量争取。张炳良解释：特区政府能拿来建公营房屋的土地是约25万4千个单位，但其中八成不是“熟地”;所谓不是“熟地”即是要做很多前期工作，有些要收地、有些要改变规划用途、有些需城规会批准，能否完全用来建屋，视乎这些因素有无变化。张炳良固然重申未来10年建屋48万个单位总目标不是“想像中艰难”，大部分已找到土地，但他没有回答其中多少是“熟地”。

　　政府决策者诚实地向社会公众报告政策开展情况，这是应予肯定的。然而，短短半年，有关情况就影响预定目标，不能不说问题之复杂和解决问题之不易。

　　其次是有关机构办事能力存疑。亦举一例。

　　6月30日，香港铁路公司向政府提交关于高铁的最新评估报告，关于造价(委託费)，2014年8月才宣布由2010年1月预算650亿港元增至715亿港元，相隔不足1年，再大幅上升至853亿港元;关于通车时间，由去年修订为2017年底，再延至2018年第三季。造价增加、通车延迟的理由是有的，但是，无法掩盖一个严肃的事实：该工程管理存在?问题。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公开表示，政府不接受工程持续超支，委託费必须封顶，“港铁作为工程管理人责无旁贷”。

　　举一反三。香港铁路公司管理的工程延误、造价上升，岂止一个高铁项目!涉及经济民生的公营机构出现管理和营运问题的，岂止香港铁路一家!房屋是本届政府施政重中之重。铁路属于基建，基建是香港歷届政府包括本届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本届政府欲引导社会焦点转向经济民生，必须在房屋和基建上尽快拿出能够产生“耳目一新”效果的政策措施。

　　反对派是最大的施政障碍

　　这就考验政策制订和推行的能力。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都是“老掉牙”问题，日积月累而积重难返。这一回，唯有见真功夫动真格，否则，不仅会使经济民生问题变得更难解决，而且，会“冷”民心而加重眼前管治困难。为什么多年来歷届政府不能解决经济民生问题?除了个别领导人在位时不作为态度是作风问题外，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决策水平和施政能力。

　　实施政治问责制后，决策考验政治任命官员的水平，施政则依然看公务员能力。如何提高水平和能力?需要打破既定范式(paradigm)、摆脱传统思路。笔者一位朋友曾经出任第二届、第三届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成员，说过他的阅歷。策发会每次开会，根据议题，有相关政策局官员列席，解释政策，听取意见。策发会成员对官员的解释感觉不能满意。官员对策发会成员的意见感觉司空见惯。有一次，一位资深行政立法两会成员忍不住向官员提问：政策可否“深”一些?希望本届政府即将推出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能够“深”一些。果如此，也就能“新”一些，就可能令人“耳目一新”。

　　“后政改”转移社会焦点的最大阻力始终是反对派。反对派没有理由反对但不会支持社会焦点转移。鉴于区议会竞选在即、立法会竞选不远，反对派会利用一切机会批评、挑剔和阻挠政府施政。6月30日高铁超支刚公布，民主党议员胡志伟就致函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要求7月2日在内务委员会会议上动议讨论引用特权法对事件展开调查;甚至扬言，最终事件可能必须提交法庭仲裁。

　　“后政改”香港政治斗争“休战”期十分短暂。留给本届政府实施社会焦点转移的时间很短，很宝贵。反对派不仅在七一游行中继续高呼“重启政改五步曲”、争取“真普选”口号，而且，将利用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辞职、在立法会新界东议席补选中打政治牌。如果在新界东补选前，政府不能有效转移社会焦点于经济民生议题，那么，反对派就会以为有机可乘，将竭力补选搞成“变相公投”。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