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阵七一游行人数创新低,保卫香港运动昨日在湾仔鹅颈桥摆街站,呼吁市民把握昨天截止的选民登记。 大公报摄
文/李继亭
“七一”游行昨午草草收场,主办者民阵声称人数有4万8千人,与去年宣称的51万人数相比,足足下跌九成。同样的主办者,同样的受众,何以一年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实际上,除了缺乏清晰抗争目标、“占中”失败后遗症、内部分化内斗等表面因素之外,最为关键的还在于,整个“泛民”在否决普选方案之后已经失去了凝聚民意的目标与动力,其阵营支持者尤其是温和支持者,已厌倦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对抗。可以说,“七一”人数之剧降,正预示着,未来两次选举“泛民”凶多吉少。
一次游行的人数或许未必能说明问题,但从去年底“占中”结束后“泛民”所举办的所有游行,无一例外都出现人数大跌的情况,用股市用语是:“泛民跌势已成,不可逆转”。
“七一”游行对“泛民”意义不同,堪称是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晴雨表,由零三年至今,其人数多寡,往往反映“泛民”情势之高低。例如,零三、零四年“七一”游行人数最高,这两年“泛民”的选情胜多负少;到零七、零八年,游行人数跌至最低,“泛民”当年的选举便是惨败连连。今年游行人数跌至七年来的新低,形势已经对“泛民”极其不利,但更严重之处是,与上一年相比更是有“断崖式”下跌,这已说明当前“泛民”的政治现状。
问题在于,为什么游行人数会突然剧减?
第一,缺乏清晰的抗争目标。过去两年来,“泛民”对抗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其主导的普选方案,这一目标在“白皮书”出台后便已宣告完全失败;其后“泛民”修订目标为否决政改方案,这一目标在上月中实现后,自此“泛民”便无法拿出能吸引支持者的话题。叫梁振英下台、踢走提委会,所有人都明白,这是自欺欺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市民所关心的普选“泛民”根本不敢再去触碰,如此情状怎不叫人质疑“泛民”是否还有足够的政治能力?
第二,“赶客”的游行口号。此次游行提出两大口号,一是“重夺我城未来”,二是“修改基本法”。前者“我城”一词是借用极端的本土组织,有隐性“港独”色彩,对此“泛民”内部一直有严重的分歧;而后者更是直接遭到“泛民”大佬们的攻击,包括陈方安生、李柱铭等人都公开驳斥这种要求。两大口号不仅无法凝聚支持者民意,更是进一步公开化内部的分裂。如果说要找今年游行人数大减的“技术性”原因,口号是最大的因素。
第三,“占中”失败的后遗症。不论主事者如何辩称,但非法“占中”以惨败告终则是人所共识。这场政治对抗运动是图以极端手段去谋取终极胜利,但所谓投入越多、希望越大,最终也是失望越大。对于“泛民”的许多支持者来说,当初如此信任你们,最终却是如此恶果,何需再去投入?
第四,支持者厌倦持续的对抗。支持“泛民”的市民,并非为了对抗而对抗,他们是天真地以为可以实现政客口中的政治目标,但当一次又一次的对抗将香港严重撕裂、经济发展受损,他们会反思:持续的政治对抗有何意义?不断的上街游行抗争,不仅无法达到目标,反而会摧毁本可实现的普选,这必然会令这类人心灰意冷。
最后也是最为根本因素,即“泛民”已失去了应有的号召力。市民参不参加游行,最有决定性因素的在于政治运作的水平。即“泛民”内是否有这样能动员、号召大批市民上街的政治人物,以及是否有高超的政治话题制造能力。但显而易见的是,“占中”之后,“泛民”在长达六个月时间里,只是一味强调“否决假普选”,始终无法让大多数市民去相信,这是一场有意义、对香港有利的主张。而否决本可实现的普选,更是直接打击了“泛民”阵营的政治光环形象。无论如何,“泛民”是否决了他们过去争取了十多年的主张,这如何再能够号召市民上街支持“已经没有普选的香港”?
从去年的51万,“断崖式”下降至4万8千,数字足以说明“泛民”当前的严峻形势。“泛民”必定会展开事后的反思,举行所谓的“退思会”等种种,但残酷地说,一切已经太晚。从“占中”的开始到否决政改的一刻,“泛民”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上沉重的政治代价。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