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与反对派“才子”谈“基因”

　　文|刘乃强

　　素来没有固定关注梁文道和陶杰的文章，最近几天才发现原来他们在“打笔战”。有些好事者在旁评头论足，谈些鸟事，好不热闹。

　　梁文道有些文章颇有持平之势态，对本土论尤其批判，阴谋论者自然觉得他“投共鸟”。笔战中陶杰也形容梁“一面唸佛、一面在大陆谋生”，并暗示他擅于“辨别政治风向”。

　　梁文道批评陶杰多年来将民族性具体化成“DNA”，论述不够严谨且过时，陶杰却质疑梁文道是以内地“文革的刀笔”，对其大兴文字狱，认为“如果你了解中国文字狱的国情与文人告密基因……就会看懂：这是写给他的恩主共产党看的，提示应该要抓人”。一个人说一句话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旁人猜测也没有意义，诛心之论更不可取。

　　看来这两个“才子”虽然水平都不怎么样，还是能分出个高下，应了“低处未算低”这句老话。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以事论事，从观点本身入手辩论。

　　当然，观点也分可以辩论的和不可以辩论的、值得辩论的和不值得辩论的。“城邦论”和“归英论”等属于后者，所以梁文道之前一系列批判评论可谓对牛弹琴，浪费时间。练乙铮写的文章，乍看属于前者，莫名其妙，再细看仍然莫名其妙。

　　回应梁文道和陶杰的笔战，练乙铮先引述一个关于斑胸草雀求偶叫声的研究，指其证明了生物拥有某种基因基础，经后天培养后形成文化特征。他再引述加拿大籍香港华人学者、城市规划专家梁鹤年的理论，指西方文化霸权更替，大致有130年周期，包括“起、承、转、衰”四阶段，每阶段长约30至35年，大约孕育一代人。最后他表示文化基因论完全可以根据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论，解释“中华文化”如何从五千年的相对单一稳定状态突变出迥然不同、包含相异文化基因的当代“大陆文化”、“香港文化”和“台湾文化”，“而且这些基因突变（genetic mutation），大致上都是像斑胸草雀的‘四个世代’、梁鹤年说的约‘130年’长短的时间尺度里完成的”。

　　城市规划师被捧为遗传学专家，废话竟然有人引为权威，然后有人看，只可以说是港人集体的嗜痂之癖。

　　关于陆港文化差异的讨论，其实之间还没有超越著名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多年前提出的meme（有翻译为“模因”，或“迷因”）概念。道金斯在1976年出版的名作《自私的基因》提出了meme这个影响后世的概念，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

　　生物基因在什么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文化表达形式，这个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研究，但当我们的文化人讲“文化基因”、“小农DNA”，讲的仍然是meme，即“信息通过从广义上来讲可归于模仿的过程，从一个大脑进入另一个大脑繁衍生息”的过程，而不是在实验室中养育，没有见过祖先但竟然又学会了祖先求偶叫声的斑胸草雀那样的概念。

　　我倒不是跟风才写这个题目。在梁文道发表他的那篇“全部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之前，我已经为英文报章《中国日报》香港版写好了一篇关于“科学对社会问题辩论的歧视”的文章，但该文章刊登于6月22日，即“全部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刊登之后的一天。

　　《中国日报》那篇文章，讨论的主要是中国足协针对40强赛发布了一系列主题为“不轻视任何对手”的官方海报所带来的争议。海报其中一张以“有黑皮肤、有黄皮肤、有白皮肤，这样‘有层次’的球队”来形容同组的中国香港队，引起了香港球迷和媒体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是中国足协带有“种族歧视”的挑衅，因为中国香港队阵中有白人球员麦基、黑人球员蓝基马等“归化”球员。针对这张海报，中国香港队的韩国籍主帅金判坤和球队队长陈伟豪在接受香港媒体採访时均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国足不应该在场外刻意贬损对手，同时也表示这样会激发本队对阵国足时有更大的赢球动力。香港足总也製作了一张主题为“唔好比人睇死”（不要被人看扁）的海报作为反击。

　　藉这个“争议”，部分香港球迷在球赛开始前奏国歌时趁机发出嘘声，这是后话。国足海报说香港队因为在种族上多元“不能轻视”，香港足总却反击“不要被人看扁”，可谓“牛头不搭马嘴”。

　　要忽悠没那么难，不用故弄玄虚。去年世界杯巴西队惨败，内地文化人高晓松就在其网络脱口秀节目《晓松奇谈》里强调“地理决定论”和“基因决定论”，认为巴西这块土地太受上帝厚爱，然而巴西人骨子里缺少奋斗的基因，两相结合后造就了这个民族“有今天没明天”的乐观天性。高晓松谈到，巴西人有葡萄牙人、当地印第安人、黑人等多种血统，而这些人种的共同特点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当然，今天这个话如果做成海报又变政治不正确了，奇怪的是中国足协说人种就是“种族主义”，练乙铮和陶杰等谈基因却是高雅学术。黑人在很多领域上被歧视，但在一些领域上却“刻板印象”地有优势。说你唱饶舌音乐唱得像黑人，你难道也要生气？

　　于此，我们可见香港反对派“才子”的论述水平于一斑了。其吠声的徒子徒孙，当然更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