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永乐：传媒影响政治社会风气

　　不久前，笔者在网上看到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两篇文章，内容诚挚感人，现与读者分享，并反思香港传媒与政治社会风气之影响。

　　8月17日，《海峡时报》记者David EE撰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中赞扬Rahmat Yusak先生对新加坡的服务及贡献。特别在1960年期间，Rahmat Yusak先生不辞劳苦地驾驶开篷轿车，让当时参与竞选的李光耀先生在全国所有51个选区接触民众，传达政策理念。Rahmat Yusak先生刚在8月初离世。《海峡时报》也刊登其儿子Zulkifli Rahmat对父亲的亲切回忆。Zulkifli忆述，他年少时对许多事情都不甚瞭解。虽然父亲只有小学教育程度，但他辛勤认真工作，默默养育家中六个孩子。长大后，他才知道父亲曾为李光耀先生的司机。然而，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不单没有向其他人吹嘘自己的职责，每天只是踏实地工作，更小心地保存在服务期间收到的官方邀请函及私人信件，直至父亲离世后他整顿物件时才发现。父亲退休后仍希望继续自立，一生对家人及社会发展发挥正面的影响。8月4日，父亲身体感到不适入院，他曾将消息电邮李显龙总理。翌日，父亲不幸过世。其后，李显龙总理亲自回覆他，希望能获得Zulkifli同意将其父亲的故事在国庆群众大会分享。

　　民众需要瞭解社会

　　无疑，传媒对社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及影响。简单地看，传媒的主要工作乃记载社会实况。然而，新闻传播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对生活的态度方式、文化意识甚至社会道德价值观等。从这角度看，传媒工作人员更肩负传播及承傅文化道德价值，对塑造社会政治风气有很大的影响力。现今香港传媒与政治社会风气如何？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大众传媒建立的是什么生活态度方式及社会道德价值观？

　　早前，香港有团体举行为期约一个月的“反佔中、保普选”活动，当中包括数星期的签名，以及跑步、献花及大游行。在自由社会下，各人在合法的情况下有表达不同政见及言论之权利和自由。我们也应珍惜这些政治权利和自由，这是香港难能可贵的社会基石。

　　然而，在这次“反佔中”活动中，过往一些聚焦政治新闻的媒体却似乎不太关心此项有众多市民参与的全港签名活动。签名活动中期，一些报刊只在内页以一幅图片简单描述已经超过数十万香港市民参与签名。在此情况下，政府和民众能否从大众传播领域真确瞭解香港的社会实况？更重要的是，当大众或网上媒体选择广泛报导及表达不同的政治理解和议题时，媒体是否同时建立或影响人们珍贵的家庭社会道德价值观？

　　笔者感到忧虑的是，香港的公共空间正在影响人们一生中对父母、朋友、师生、家庭及工作之难得体验与情怀，以及道德自我之建立。传媒的剪辑或聚焦似乎鼓动子女因政见而与养育父母反目；学生与老师的师生情谊或朋友之关系因政治意识之不同而互相批评或敌视；下属与上司更可以因政治立场意愿不合而失去互信，下属主动“报告”传媒并提供单方面的信息，让传媒在公共空间破坏自己工作的公司或个别人士声誉。我们须冷静思考，民众在这些“新闻”中能否提高知识水平，对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良性的互动？抑或，这些“新闻”正不断破坏社会的家庭伦理及道德价值观？

　　香港需有一流传媒

　　在自由法治的社会下，新闻自由与新闻道德同样重要。归根究底，记者和评论员的言论及态度会影响大众的道德价值观。以私隐权益为例，美国哲学系教授Candace Cummins Ganthier曾分类传媒人士经常接触的三类人士：政府主要官员及政治重要人物；名人（体育或娱乐演艺）及大众（特别是一些不喜欢受传媒注目的人士）。在尊重个人私隐的原则下，传媒在刊登图片、录影及文字时更要特别考虑第三类人士，而且所有资料来源亦不能取自特定或私人地方（如医疗室、救护车、办公室或工作会议厅）。据Ganthier之意，尊重个人私隐原则乃关乎于新闻以外的社会礼化及个人道德之建立。

　　现今，香港的法规能否有效保障不同传媒人士、个别人士及公司的私隐权益？不然，政府及法律人士是否需要研究及检讨？香港传媒与政治社会风气之关系如何？《海峡时报》、Rahmat Yusak先生及李显龙总理的态度让笔者反思传媒以及社会的道德价值与标准。香港需要的是怎样的家庭社会价值观？无论香港的政治制度如何增加“民主”及“普选”元素，这些都是严肃及重要的问题。笔者曾指出，香港需要有一流民主、一流政治，同时亦要有一流法治、一流传媒。这样才能“四权并重”，建立一个优质“自由民主”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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