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来认为，泛民主派的大多数人是爱国爱港的”，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日前在深圳与立法会议员座谈时所提到的。他强调说，“在基本法规定下，无论是提名委员会的组成，还是行政长官候选人的资格，都不是以政团或政治派别划线，也不可能把任何一个政团或派别的所有成员排除在外”。
中央官员对香港政坛复杂的政治光谱和纷繁的政治派系，又一次作出清晰论述，虽不多见但所传递的信息清晰明瞭，毫不含糊。李飞的表述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早前“没有一竿子打沉一船人”的论述，是同样意思，只不过更加浅白、更加具体罢了。这就再次说明，中央官员从来就没有将香港的政治派别作简单划分，没有把香港政治简单化，而是因应香港社会复杂性，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分析判断。相信，这是中央的一贯政策，有利于化解围绕普选问题生发的争议和对抗，摆脱当前政改困局，减缓社会冲突矛盾。
顾及国家香港整体利益
处在政改关键时刻，香港社会如何在复杂纷繁的政局下，分清是非曲直，凝聚正能量，是如期落实行政长官普选的成败因素。反对派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由香港政坛特点决定的，李飞的表述建基于香港社会的现实，是向反对派议员晓以大义，提醒他们在政改问题上要分清是非、原则，端正自己的态度、立场，讲责任，讲承担。
李飞在谈到立法会议员对落实行政长官普选负有重大的宪制责任时，强调：全国人大把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修改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共同行使，这是一项十分特殊的安排。他希望立法会议员在普选问题上以基本法的规定为共同基础，看法可以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不能以个人或派别利益为依归，而必须以国家和香港的整体利益为依归，以正确实施“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为依归，同时要尊重中央对政治发展的决定权。
政改咨询以来，反对派一些人，一直企图将香港反对派加以捆绑，阻挠香港的政改沿着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的方向顺利进行。正如李飞指出的，少数人看到基本法的规定就如同芒刺在背，日夜不舒服，千方百计地要跳出基本法规定的轨道，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借助外国势力，甚至不惜牺牲香港的法制和繁荣稳定。人们不难感受到，在香港政坛上有一股力量一直企图捆绑反对派各政党，甚至希望中央与反对派的沟通协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政改做出框架决定后就立即“一拍两散”，令香港政府的第二次咨询难以顺利进行，令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在立法会搁浅，令政改原地踏步。
在深圳座谈会之前，26名反对派签署了“政改承诺书”。工党的李卓人和公民党的梁家杰都毫不掩饰地说，签署承诺书是要表达“团结”，是要“捆绑”大家不“袋住先”。而在此之前，即使“真普联”召集人哀嘆反对派“没有分裂的本钱”，硬把某些政党拉在一起，勉强维持了所谓的“全民投票”，而“佔中三子”甚至以“政治自杀”来威胁那些与他们观点和立场不一致的反对派人士。
中央政府对反对派区别对待和包容宽松的态度，人们不难从政改以来诚意协商、多次创造沟通条件和机会等事实中感受得到。从四月的访沪之行到深圳的座谈会，从立法会的晚宴到政府总部先后四批的会面，都显示了中央政府真诚希望香港反对派议员能够清晰了解中央在特首普选问题上的立场，消除在这个问题上错误认识，回到法制轨道上，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协商普选，成为如期落实普选的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
对于深圳座谈会，反对派中不同党派和人士有着不同反应，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只要不是真想让普选协商“一拍两散”，不想原地踏步的人，都会十分珍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将公布特首普选框架的时刻所举行的座谈会。会后，有反对派议员提出，希望这种沟通联繫的渠道，在政改第二次咨询期间能保持下来，以便与全国人大办公厅、中联办和政府“政改三人组”经常沟通，交换意见。这就是一个极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这种建议就比反对派一些人扬言“佔中”，坚持“公民提名”和“国际标准”要理智得多。
放弃幻想回到政治现实
特首普选，是香港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政改的方向如何，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中央政府坚持特首爱国爱港标准，强调提名委员会的集体意志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是要确保未来的执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以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基本法，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确保香港的稳定繁荣。立法会议员，有责任和义务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那种以“民主”为幌子，而要挑战基本法，不顾香港宪制地位，要与中央对抗的行径，立法会议员不应该支持，更不应该参与。
李飞在座谈上特别强调，希望那些持有不切实际想法的人，能够改变立场，加入爱国爱港阵营，和中央政府、全国人民一起，真心实意地践行“一国两制”，共同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復兴的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故此，反对派议员对如期落实普选一定要有承担。谋求把香港变成独立政治实体，甚至以“一制”对抗甚至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的制度者，根本不可能有政治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