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教育学院卢兆兴教授与香港浸会大学 Professor Michael DeGolyer 分别在《南华早报》及《中国日报》撰文探讨香港青年参与激进政治抗争的现象。7月2日清晨，警方在中环遮打道清场并拘留数百名示威者，当中不少是学生、青年。笔者曾阅读政治家谈及青年与政治的几篇文章，现在与读者一同分享。
对于香港越来越多青年参与街头示威，卢教授认为现在大多青年对香港前景感到失望、沮丧。当中，两大因素影响青年上街抗议：第一，香港现正处于世代更叠，新时代的手机网络令青年人迅速传递“本土意识”，包括反对大陆客及新移民；第二，青年人“政治权利”的观念日渐强烈。中学课程引入通识教育也催生青年人的政治意识。然而，卢教授认为青年只重视政治意识中的“权利”而忽略“义务”。Professor DeGolyer则多从现实物质的角度讨论，指出香港青年视内地人为竞争者。近年来，内地学生在教育、工作等多个领域与本地青年争夺资源。香港青年心存怨愤，最终参与激进街头抗争表达不满。
香港处于转型阶段
对于青年参与政治的行为，政治家指出，当社会由旧价值秩序转向新社会秩序时，面对思想环境冲击最明显的必然是转变过程中的新一代。从情感或心理上，年轻一代自觉是新时代的先驱。虽然他们未曾在现实社会里长时间工作，不过，一些青年的内心充满激情与理想，希望成为转型社会中的领导者，故此积极参与政治改变社会。
在转型社会里学生青年积极介入政治是难以避免的过程。1997年之后，香港确实处于转型阶段。在回归前后成长及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可能会对“新”社会秩序及价值观感到迷茫。例如，以往教育强调英文运用，不过在现实工作里使用普通话及接触内地人的机会更多。或许，这些“新”社会秩序及价值观与成长中认识的存在差异，青年对于新政府的任何政策都怀疑甚至反对，一些更没有“国家”、“政府”或“法律”观念。以笔者的粗略观察，当今大多数参与政治的香港青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别：
第一类的青年毫无工作或家庭的牵挂。他们坚持自己想像中的“理想”，热衷投入政治运动。他们对社会的小议题未必理会。不过，每逢香港有重大政治议题时，他们必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为了实践理想，他们不理会社会规范及法律原则，同时也不关注或尊重其他人的意见或感受，只会以惟我独尊的心态建立他们想像中的新秩序。
第二类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家庭或个人工作收入并不富裕。当他们经过辛劳工作后发现他们的收入仍然未能符合“理想”中的生活要求时，他们便开始感到苦恼。重要的是，当青年人看到部分人士因各种因素获得比他们更多的物质享受时，愤恨不满之感油然而生。诚然，对他们而言，若然有人士向他们保证“新”秩序成立后会获得更多益处，例如薪金上升、有权力控制社会政治体制等臻美政治承诺时，部分青年或许会义无反顾地参与激进政治改变社会。
第三类的青年的家庭或个人收入都幸运地较为富裕。对这些青年而言，他们重视的不只是国家或社会经济发展的GDP增长，反而是一些虚无缥缈的理念价值，例如“自由”、“普选”、“公平”等政治概念。当专业媒介、学者及高学歷的友人纷纷指出社会失序、政府失效、香港失控时，青年人心底里也难免会越来越焦虑及急躁。
鼓励青年贡献社会
面对第一类的青年的政治诉求，负责任的政府需要严格执法。由于青年没有社会承担及负担，同时也漠视社会规范及保障其他公民权益的观念，政府必须有效执法以维持公共秩序及保障其他人的公平利益。对于第二类的青年政治诉求，政府必须想办法增加工作机会及社会的经济机遇，让年轻一代改善生活之外，发挥自己所长及贡献社会。第三类的青年政治诉求最为复杂，政府推动政策时有责任重复强调如何实践或解释一些“理想”价值的真正含意。如果青年因为某种原故误解或曲解，政府官员有责任与青年辩论及澄清。
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归前后，不少香港青年曾有一段时间在西方成长及接受教育。青年的父母及老师也可能在外地读书及生活一段日子。当中，部分人回港后或许对香港转变中新旧价值观交替中的阶段感到格格不入。这是香港转变中的独特情况，香港政府需要想办法正视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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