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乐教授是香港的知名政治和社会学专家，他关于香港时政的评论是我所必读的。4月16日，吕大乐在《信报》A18发表《泛民主派步向夕阳》，针对“泛民主派”各政治团体最近表现不济，尤其应对中央邀请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访问上海进退失据，作出了该文标题的结论。毋须讳言，吕教授现任新力量网路主席，政治理念与“泛民主派”主要政治团体接近，他作出如此失望而严厉的判断，应当是经过一番沉思的。
无独有偶。在4月16日同一天，卢子健，与“泛民主派”最大政治团体民主党有组织联繫的香港公关界知名人士，在《明报》A25“观点”版发表《香港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吕大乐文章指出“泛民主派”走入“穷途”，卢子健文章则企图为“泛民主派”指点“迷津”。
“泛民主派”自我标籤不妥
“泛民主派”在当前香港政治中所扮演的是“拒中抗共”的“反对派”。林林总总的“泛民主派”政治团体除了一致“拒中抗共”外，对待香港经济民生及其他公共政策议题呈现差异甚至对立。将这些政治团体标籤为“泛民主派”是不对的，因为，要求发展香港民主政制不是它们专利。
认清了所谓“泛民主派”的本质，就容易明白他们为何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坚持对抗中央，企图推翻国家政治制度，也就是违背和对抗“一国两制”，挑战和否定《基本法》。
尽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香港社会主流民意和相应的政治生态仍对“拒中抗共”势力有利，但是，中国政府已然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经济已然不可逆转也不可阻挡地融入国家主体经济，21世纪前半叶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全面重整是以全球经济重心东（亚洲）移为主轴，所有这一切构成不以任何国家、政党（政治团体）和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歷史大潮，推动“一国两制”与时俱进，使香港的反对派已经陷入困境并将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
三层次看政团成熟与否
多年前，在分析香港政治政党化时，我说过，判断香港政治团体是否成熟，看它们是否对香港社会性质和歷史方位展开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以形成并实践共同政治理念。共同政治理念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对香港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以及香港在中国的位置和香港在世界的位置的共同认识；二是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共同认识；三是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香港必须完成或解决的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发展的重要议程及其优先程序的共同认识。
这三个层次展开来就是一系列问题──
如何正确处理香港和国家主体政治体制差异与两地经济一体化趋势之间关系？香港政制发展是否需要或如何顾及她与国家主体、尤其广东省珠三角经济一体化？香港政制发展是否需要或如何协调她与国家主体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政治团体应当如何关注和参与国家大事？
如何妥善把握香港政制发展与经济转型、经济发展之间关系？香港政制发展需要支付哪些社会成本？香港政制发展如何促进而不是拖累香港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是在经济转型取得成功、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推动政制发展还是把政制发展作为经济转型、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以这一系列无可迴避的问题来考验反对派政治团体，它们为何陷入困境的原因不就容易理解了吗？
解阴乾困局要思想突破
卢子健在4月16日文章中表示，随著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政治融合也不可避免，“立法会议员上海行上演了另类的中港政治融合。把平反六四的要求带到内地、在上海街头派宣传公民提名的单张”。他批评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可能在做了一些像征性的‘逆反’行为后便感到满足，但这些行为对核心问题的解决发挥了多大作用，反而未有引起深刻的思考。”他将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在上海行中的进退失据归因于他们缺乏同中央交手的经验，同时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高速增长，令香港在两地关系中居于弱势。相信这种弱势在未来不单会持续，甚至会愈来愈严重”，于是，他批评“在泛民方面，确实是多谈两制，少谈一国。”
卢子健提议：“泛民要突破‘阴乾’的困局，首先是要突破思想的侷限。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在经济优势和角色逐渐淡化、政治上处于弱势的今天，香港对中国可以作的最大贡献是在社会方面。香港整体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香港公民社会的壮大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香港公民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亦应向内地同侪学习，认识公民社会如何可以在侷限和夹缝中成长。”
卢子健提醒反对派必须开始面对政治现实：不仅经济上不能不讲“一国”，而且政治上“一国”也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他希望反对派政治团体转化非政府机构而融入内地公民社会，是书生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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