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换总编辑一事闹得沸沸扬扬，从1月6日电子媒体率先披露而迫使该报编辑部于是夜发声明予以解释，到1月13日《明报》高层会晤编辑部员工代表而无法完全取得共识，到1月16日双方再度会晤，10天里，给香港政治为政改咨询所聚焦的主旋律加插了一段配乐。
由于《明报》换总编辑一事被提上“动摇与捍卫新闻自由之争”的道德高地，而“新闻自由”属于“普世价值”，同反对派鼓吹“真普选”的宗旨一致，所以，这一段配曲被反对派及其喉舌利用来为他们在政改咨询中的弹奏助兴。
然而，1月14日《明报》A1刊登《明报》母公司世界华文媒体集团执行主席特别助理翁昌文在1月13日会晤上的发言全文，透露耐人寻味的信息。
翁昌文讲话开始不久就指出：“我和Kevin（引者按：《明报》总编辑刘进图）谈这事的时候，未是最终决定，只是两人之间私下交流，未正式公布。谈的过程中，他（刘）同意了我才去物色人。后来事情漏了出去，本来泄漏了还是可以谈下去的，但有些同事利用外边的人攻击公司，用电台等破坏公司”。
两个问题产生了：（1）两人对话内容究竟是其中哪一个人向外披露？（2）究竟是哪些“同事利用外边的人攻击公司，用电台等破坏公司”？
1月14日《明报》A2刊登了1月13日会晤后《明报》编务总监张健波和总编辑刘进图代表高级管理层会见传媒的内容，刘进图在回答有记者问：“对现时总编辑职位……几时……”时，明确回答：“我会继续担任总编辑直至有新公布。”亦即是说，从1月7日以来，《明报》连篇累牍刊登的质疑该报总编辑人事变动的报道和评论，都是刘进图本人主持下所为，试问：有无“利益冲突”之嫌？
无一家能做到不偏不依
如果有人认为事件关乎“新闻自由”，那么，磊落的君子之举便是请辞；在没有了利益冲突之嫌的背景下，自然可以大义凛然地披露有关事件的真相，公开批判有关主事者失当、无理或丧失公义。如果既留恋高薪厚帑又欲博取清誉，那么，请问：这是哪门子的道德高地？又是何等样的道德卫士？
翁昌文在1月13日的发言是以这样一番话来作结的，他说：“现时大家都打得很伤，image不易有，伤了就麻烦。Kevin应该希望外边的人最少暂时不打，我觉得这有帮助。”请注意：关于“Kevin应该希望”这样的表述，可圈可点。
众所周知，“新闻自由”是同“言论（发表）自由”相一致和紧相联的。一家媒体的编辑部要求“新闻自由”，也应当允许各种不同政治立场者在该媒体有“言论（发表）自由”。事实是，没有一家媒体能够做到在政治上不偏不依；所有媒体的管理层和编辑部都有或强或弱的政治倾向，反映在新闻报道和自己评论，也反映在对外来评论的取舍。今日香港，政治矛盾十分尖锐，政治阵营对垒难以调和，更不可能提供任何媒体以不偏不依的政治空间。
我在香港媒体发表了20多年的评论，绝大部分是文字，极小部分是声音，期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难以忘怀的真实故事，一再证明没有绝对言论（发表）自由，环顾形形色色媒体，也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
天真是可爱的，幼稚是可原谅的，矫情而煽情则令人作呕。
《明报》总编辑人事变动究竟有何底蕴？人们自然可以关心，也可以猜测，但是，当事人应当心知肚明，不应该搅动是非。《明报》编辑部不少人对人事变动产生想法，其中，不乏关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忧虑，完全可以适当方式表达，不必上升至捍卫“新闻自由”的高度来加以粉饰。
是个别事件抑或缩影
从《明报》总编辑人事变动一事的反应，我还想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家公司有不少员工会为一位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变动而向老板示威，在今日香港是个别事件抑或是一个缩影？
也许有人以其具有号召力和鼓动力而沾沾自喜，却忘了或根本不在乎香港既有的法治秩序正因为他（们）的举动而遭受摧残。无怪乎反对派公然发动“占领中环”，始作俑者居然有法律学者，而支持者竟然包括了一些大律师，因为香港正在出现颠覆性变革。
《明报》高级管理层采取柔性手法来处理该报总编辑人事变动，相信可以很快将事件平息。但是，该事件所折射的香港政治和社会情势愈益恶化的趋势，不仅无法在短时间内扭转，甚至很可能不断恶化而导致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不想见也不愿见的局面。如果有人所谓“捍卫新闻自由”是欲令香港政治和社会情势加速向那种局面演变，那么，他们不仅不应该取得香港社会一部分同情，甚至应当受到批评。请仔细看一看，究竟是哪些团体、机构和个人公开反对甚至谴责《明报》总编辑人事变动，问题的答案便一目了然。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