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表的2014年《施政报告》的中文标题是：“让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让年青的，各展所长；让香港，得以发挥”。很别扭的句子，彷佛香港人非得要在脑子里面先用英文思考，再把结果翻译成为中文，才配做高等华人，才对得起一国两制。这段文字的中文问题很多评论都谈过，不赘。但当中“年青”二字带出的小风波，却反映出特区管治的深层次问题。
《施政报告》封面“年青”二字，被外界批评是写错字，有记者趁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及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出席《施政报告》记者会时，要求吴克俭回应“用错字会否成为学生的不好榜样”。
传媒人邓小桦阅毕施政报告后，第一时间撰文表示“I CAN'T BELIEVE THAT！我见到‘年青’！只有‘年轻’，或者‘青年’，再不然是‘万年青’XD。咁大个错字印在封面……天啊”她认为这是“中共中文”，因为“轻青二字在普通话里才同音”。
邓小桦在圈子里影响力大，这个批评很有代表性。她自称“笑容泛滥，态度激烈，倾向极端，经常改变主意”，这真有自知之明。写文章中英夹杂，兼带有广东话和表情符号的作家，竟然都可以兼职当“文字警察”，今天香港的“意识形态产业”看来是蛮好混的。
根据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网上教育资源，“年轻”和“年青”都可用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人。当形容年纪不大的人时，“年轻年青”可通用。但“年轻”还可用于事物，如：比起有些星球来，地球还很年轻。而“年青”只可用于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的《中国华文教育网》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讲解，表示“年青”除了表示年纪不大外，还指富有青春的朝气和活力，“年轻”则没有这个意思；说到年龄上的某种比较时，要用“年轻”，不能用“年青”；说到某一新生事物出现时间不长时，要用“年青”。
如此看来，《施政报告》用“年青”，以示年纪不大以外还有朝气活力，可谓非常恰当。但香港的“本土派”对以上的定义肯定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共匪中文”。话说回来，邓小桦文章出来以后，很多有识之士已经马上指出，“年青”一词，鲁迅、老舍、萧红、胡适和胡兰成等都用过，张爱玲甚至写过小说，叫《年青的时候》。在香港，这个词《信报》和梁文道都在使用。同时，我们有“香港优秀年青球员奖”、年青会计师协会、《年青人周报》。这些人和机构、刊物，有些看来跟国民党的关系还要强一点。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使用“年青”完全站得住脚。政府高官不为梁振英辩护，还多此一举，使这件本来没有问题的小事，变得无比难看。难看不在于用什么文字，而在于大家的心态和嘴脸。这样的花絮，原来不值一提，但想深一层，这何尝又不是特区管治问题的缩影？
在国民教育和“占中”等问题上，我在不同媒体上，曾多次质疑教育局长的立场。如果“自己人”的表现是这个样子，那跟梁搞对抗的人真不知道有多奸险。真是应了那句流行的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朋友。
董建华当年搞高官问责制，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以特首为中心、更团结高效的管治团队，解决回归后特首管不了公务员队伍的问题。高官对特首负责，特首对市民和中央负责，链条逻辑分明，但可惜到了今天，还没有达到设计的效果。奇怪的是，官员不需要经过选举，为何每个人都视民望如金？当了官，进了厨房，在今天的香港，还能奢望不被传媒丑化？
当然，我们不是要鼓励愚忠。即使在企业里面，遇到大是大非的问题，雇员也会选择辞职或当吹哨者（whistleblower）。
说到鼓励，教育局局长不承认政府鼓励学生到内地升学，又是莫名其妙。《施政报告》提出，为通过“内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试招生计划”获取录而有需要的本港学生，提供经济援助，学生最高每年可获1.5万元补助金。不少反对派“港独”人士自然批评此项建议，其中公民党毛孟静质疑，梁只鼓励资助本港青年北上升学，不支持他们去台湾，是“殖民洗牌”。
香港跟内地的关系非比一般，我们支持学生到本国其他地区升学，对希望去其他国家升学者不提供同样优厚的资助，这样的差别待遇，是不需要解释的。如果立场站对了，台湾的问题就很好回答：“特区政府将积极和中国台湾地区当局寻求合作机制，协助合资格到台湾地区升学的同学，不会因为经济问题错过机会”。
梁班子成员在媒体前经常进退失据，根本的问题，就是在假装自己没有“既定立场”，或者有些问责官员压根儿就是没有立场的“打工仔”。如今沦落到行政主导的政府都没有立场，香港还怎能有望有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