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香港研究有何关系？这与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所谓的“语言伪术”又有何不同？别急，先听我讲一个故事……
将理论转化可操作措施
二战之后，受战胜国苏联所影响和支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蔚成显学，西欧各国和亚非拉殖民地的社会运动和反殖革命皆深受感召。作为老牌自由民主主义的英国，尽管由工党执政，但对这种苏联式的赤色风潮也深感忧虑。1947年，英国外交部一名政务次官向外相贝文呈交了一份机密报告（Ernest Bevin，“Top Secret Cabinet Paper on Future Publicity Policy”，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IRD/FO1110/PRO），提出在外交部编制下成立一个名为“资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的机构，专门研究反击苏联式共产主义宣传的战略和措施。当时就明确提出一条政治理念竞争的总指导原则：
“我们不能仅仅指望在物质上藐视苏俄就能击败它，我们必须谨记基督教感情和民主精神在欧洲的影响，我们必须求助于这些，才能建立起强大的精神力量，以支撑我们战斗下去。”五十年代英国外交部顾问Mamaine Koestler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原则：以“非共产主义左翼人士”（Non-Communist Leftists）的观点，来对抗苏联共产主义左翼的观点！
你苏联是左翼，我英国也是左翼；但你倡导暴力革命和共产改造，我主张和平民主和福利国家；你宣传苏联如何美好，我揭露苏联如何黑暗……英国不愧是一个哲学文化深厚的国家，在这场东西方理念之争当中，不只能针锋相对，而且能把思想理念透过外交部的官僚机器转化成可操作的政策措施，例如：定期编撰揭示苏联黑暗面和厘清西方民主自由价值概念的指导性文章，既有客观的事件现象描述，更有用词恰如其分的评论，然后发放到全球使领馆、BBC、传媒、意见领袖、传媒名人等，从而引导着本国乃至世界舆论对苏联式共运和西方民主左翼的看法。IRD甚至直接资助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作家出版有利于己方理念的作品，著名哲学家罗素（B Russell）和作家奥维尔（G Orwell）都与之合作过。
IRD于1977年正式结束，但有关档案却到1998年才解密，英国官方甚至一直不承认有这个部门的存在。这种过度的保密性固然后来引起知识界和传媒的猛烈抨击，但是，英国人这种从理论上发掘对方弱点、建构己方优势，继而将理论转化为可操作措施的做法，却非常值得学习和参考。
推港人易接受公共政策
常常提到要有理论自信，要有我方的话语权。其实这些加起来，就是首段所提的政治修辞和政治传播。一项即将推行的公共政策，如何能用香港人易于理解接受、易于有所感召的措辞来阐述其政策理念呢？朱光潜说得好：语言就是思想。严肃的政治修辞过程，本身就是理论建构的过程。没有易于说服大众的语言，就自然谈不上有任何话语权。不要一味地责怪主流传媒偏袒反对派，问题是即使给予你足够的表达空间，本身又是否真的具备足够的理论底蕴和修辞技巧来说服市民大众呢？有多少次一个立意良好的公共政策，被民粹化的公民社会用浮词滑语所歪曲，以致最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政治，虽然包含强制性（coercion），但更多的却是靠说服（persuasion）。政治化妆师的语言包装，能蒙人于一时，却难骗人于永久。笔者不是呼吁如IRD那般进行隐蔽政宣行动，而是应该学习他们那种理论结合实践的精神，光明正大地进行理论建构和传播，凭什么“普世价值”就一定不能与“一国两制”精神相容？凭什么只有反对派垄断“核心价值”的诠释？激烈的社运就真的如反对派美化成“公民抗命”？诸如此类，这些都要深入的研究和持续的实战。
作者为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会长、将军澳香岛中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