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咨询和立法，关键在于处理普选问题症结。对于如何选举出“爱国爱港”、“不与中央对抗”的候选人，有论者提出“守尾门”，将责任推卸给中央，这不是解决矛盾，而是恶化矛盾。至于所谓“请中央相信港人会理性务实地选举能为中央接受者”，更是欺骗市民的说法。
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咨询和立法，关键在于处理普选问题症结。
根据《基本法》第四十四条，凡年满40周岁、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20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有资格参选行政长官；显然，包括反对派头面人物。但是，根据《基本法》第四十三条，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如果反对派头面人物当选行政长官，《基本法》这一规定就难以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会主任李飞最近访港时指出，上述矛盾是香港普选行政长官方案必须处理的。换言之，这是香港普选问题症结。
为何《基本法》第四十三条与第四十四条隐含如此深刻而尖锐的矛盾？因为香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政治生态。
从选举角度看，自1991年港英当局在立法机关产生办法中有限度引入分区直选以来，爱国爱港阵营与“拒中抗共”阵营在历次立法机关分区直选中的得票率和席位获得率大体保持在四成与六成之比；2012年特区第五届立法会分区直选上述比例调整为前者略高于四成而后者略低于六成，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号，却未至于扭转基本格局。
政改设计须解决普选问题症结
所以，关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方案，围绕“入闸”与“守尾门”，出现五花八门的设计就容易理解了。
但是，所有这一切林林总总的设计仍然没有解决问题的症结。反对派或亲反对派的“入闸”论都是期待反对派头面人物能够当选行政长官，因为，大多数选票将投向反对派候选人。所谓“请中央相信港人会理性务实地选举能为中央接受者”的说法，客气地说是“矫情”，不客气地说是“欺骗”。
既有属于爱国爱港阵营也有亲反对派人士提出“守尾门”，或者是将责任推卸给中央，或者是料定中央不敢冒香港政治危机之风险而弃守“尾门”，也都不是解决矛盾，相反，都是恶化矛盾。
例如，新力量网路副主席、香港城市大学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方志恒，不久前发表关于中央“守尾门”的方案，被陈弘毅教授纳入他的关于普选行政长官方案。2013年11月29日，陈弘毅在《明报》A32 “观点”版发表《尽可能寻求最大共识》，提出行政长官普选的折中方案，关于“中央任命”部分就明确表示：主要参考的是方志恒的“守尾门”方案。
然而，也就在11月29日同一天，方志恒在《明报》A30 “观点”版发表《普选就是实现真正的港人治港》，称： “普选之争，表面上，是争取建立一个公平开放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却是争取实现真正的港人自治─回归16年， ‘港人治港’不过停留在口号上，香港人从未有权选择谁当特首、从未能够决定政府政策、更加从未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按照方志恒说法，迄今四任行政长官均是北京的“代理人治港”，且不说这样的判断是否准确，所谓“真正的‘港人治港’”的说法是将“真普选”的目的揭穿了─排除中央对特区的宪制权责，否定《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的规定。
爱国爱港阵营决不能回避普选问题的症结。目前，有两种观念需要克服，一是，顾虑针锋相对地同反对派较量可能失去2016年第六届立法会选票和议席；一是顾虑2017年行政长官无法普选产生香港会乱。
政改停滞不前，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希望无法成真，香港确实可能乱，但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既不是爱国爱港阵营所能左右也不是爱国爱港阵营所能躲避。
爱国爱港阵营须克服两种观念
香港可能乱到什么程度？大乱？中乱？小乱？则是爱国爱港阵营必须有所作为来施加影响的。
不仅爱国爱港阵营担忧香港乱，尤其，千方百计争取不出现“大乱”和“中乱”，即使反对派的后台老板，为维护在香港既得利益和谋求对华经贸合作更大利益，也开始展现“管控分歧”的姿态。
2013年12月2日至4日，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英国首相卡梅伦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一个庞大的英国工商界代表团伴随。时间点的选择耐人寻味。外界评论偏重于北京按照对待西方国家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的惯例，在对卡梅伦会见达赖予以一段时间“冷待”后“解冻”。在我看来，应当包括香港因素。伦敦如果想发展英中关系，如果想维护英国在香港的既得利益，那么，在香港政改问题上就不能够做绊脚石，更不能够引爆“定时炸弹”或“即时炸弹”。
2016年第六届立法会产生办法可能有所进步也可能原地踏步，无论对于任何一方任何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严峻挑战，不存在单边失利的可能。
爱国爱港阵营担忧政改不能取得共识会失选票和议席是基于一个前提：反对派“真普选”主张颇得大多数香港居民（选民）认同。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是，忽略“物极必反”道理。反对派一旦实施“占领中环”行动，民意必定转变。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