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评价，张红兵的回复是：“看到骂我、要我去死的话我不生气。一是我该骂，二是我主动‘找骂’，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他也承认道歉应当区别对待。“但是，无论罪错大小，关键要看道歉者是否诚实，有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是否诚实地说出了全部真相，我的道歉能不能得到人们的宽恕，不是我说了算，只能让历史来证明。”
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
宋继超注意到，这两年网上争论“文革”的文章又开始多起来，“好像绕不过这个坎儿似的”。
“道歉本身是一种自我解脱，也是对‘文革’的反思。”他说。
在一位经历“文革”的老人看来，今年夏天刮起的这股“道歉风”，因为有新闻背景，也与大家对“文革”的反思积淀了许多年、但媒体上呈现并不多有关。一位研究者则表示，几年前不会想到，每个人都该为“文革”时犯过的错误忏悔，这种认识会得到这样广泛的赞同。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后，刘伯勤和温庆福都婉拒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刘伯勤认为道歉是很个人化的行为，温庆福也表示：“不想为此事出名。应该宣传‘文革’中那么多的被害者，我算什么？”
在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那位老人看来，现在有些人把道歉者塑造成英雄，他无法赞成。“什么英雄，开玩笑了，这能算英雄吗？你毕竟干了个坏事，没有坏到底。人家给你肯定，也是善意的。没有坏到底就是了，咱没坏到底。”他说。
媒体寻找的人还有张红兵。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后，他留在安徽老家整理资料。画家李斌打算将张红兵的故事创作成连环画。这位画家最为知名的作品，一幅是“文革”时期的版画《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主人公一手举着光芒四射的红宝书，另一只手攥着毛笔；还有就是他参与创作、被视为“伤痕美术”代表作的连环画《枫》、《伤痕》、《张志新》。
张红兵说，最近还有人想给他拍纪录片，要采访的记者实在太多了。他通过邮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所有采访问题，并发来短信：“这是我的忏悔工作的组成部分。让我们为埋葬‘文革’时代共同努力吧！”
对历史过错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这是学者徐贲几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曾在文章中表示，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
徐贲以“文革”为例称，在今天的中国，不仅直接见证者担负着记忆的责任，而且，没有人可以用缺乏“文革”的直接经验为借口，来推卸自己那一分在群体内的记忆责任。如果不记忆，不是因为直接记忆者没有了，而是因为有人拒绝接受自己那一分隔代但不断代的记忆分工。
邯郸夏日的午后，在小区附近的饭馆里，宋继超喝了口啤酒，说起最近上映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他又想起自己的一次揭发经历。
那是在1961年，周恩来到宋继超的家乡伯延镇调研饥荒问题。小学班主任派宋继超在内的班干部紧跟着周总理，让他们听群众都说什么，并记下来。
那个时候，连树叶都被人们用来充饥。周恩来问马路旁边的树怎么没有叶子，公社干部说：“羊吃了”。“羊还能上树？”总理问。站在一旁的宋继超家的邻居看着公社干部，告诉总理：“他爹吃了！”
周恩来离开后，说出实情者遭到批斗。当晚，宋继超被叫过去，和邻居当面对质。他把白天听到的对话一五一十地汇报，没有去想这会给对方带来什么伤害。
“那时我就是个‘好孩子’。”他笑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