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可能认为他人品不好，道歉是装模作样。”宋继超分析，都在一个城市里，有人怕老师找后账，所以主动去道歉，尤其列入“打砸抢”的，属于清理对象，怕别人举报，更得小心了。
宋继超说自己没有打过人。但去医院之前，他一直犹豫，这件事到底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其实，他已经组织好了语言：“当时我光想造反昏了头了，扭曲事实，上纲上线，胡说八道。”
可走进病房，看到躺在床上的郭楷，那个曾经写诗、玩音乐、爱打篮球的青年教师，已经变成一个瘦弱的“小老头”时，宋继超只叫了一句“郭老师”，眼泪就掉下来。
“什么也不用说，你们能来看老师，老师就最高兴啦。”尽管只有50岁，可中风摔了一跤之后，郭楷说话已经有点不流利了。他看着曾经最得意的学生、已经有点秃顶的宋继超问：“你在部队怎么样啊，好好干，继续多写文章。”
这时，距离他们上一次相见，已经过了18年。
坐在病床旁边，看着郭楷虚弱的样子，宋继超觉得自己就是加害老师的其中一人。可直到老师出院，道歉的话也没说出口。“老师没说这个事，同学们在旁边问怎么治疗，我单独解释，太突兀了。这个事好像疮疤似的，揭是不揭？他住院时谁也没揭，后来就没机会了。”
回到部队后，宋继超以自己和老师为原型，写了篇小说，名为《在老师病床前》，但一直没机会发表。故事最后，主人公说：“但愿老师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在那个世界里，他还是没能把道歉的话说出口。
山东蓬莱，刚刚成为一名邮递员的卢嘉善也失去了这个机会。同样是在1984年，他和小学老师在街上重逢，退休的老师推着自行车卖雪糕贴补点家用。“文革”时，卢嘉善揭发老师体罚同学、用教鞭打肿了学生的手掌，说完，他朝老师踢了两脚。
“那时必须得发言，不发言就不能加入红小兵。”电话里，卢嘉善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卢嘉善掏出10元钱想塞给老师，可老师硬是不要。提起这段往事，年过六旬的老师摇了摇头说：“老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那时你们都是毛头孩，谁还没有点脾气？关键是现在你们长大了，能挣钱养家糊口，很不错了。”
卢嘉善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退后两步，对着老师鞠了一躬。
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
又过了18年，宋继超把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写进了文字里。2002年，一家报纸举办征文活动，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三支毒箭终生悔》。
文章最后，他写道：“郭老师，我已经无数次向苍天呼唤：宽恕你这个不肖的弟子吧！今天，我愿再次向老师呼唤：宽恕这个不肖的傻孩子吧！如果真有天堂或来世，我愿永远追随你！”
这时，郭楷已经去世了8年多。宋继超事后才得知消息，他听说，没有什么学生为老师送行。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最终也没能发表。“我一直记着这个事。如果那时候发表，我会稍微解脱一点，这次就不会再写了。我想让全国都知道我办过这么卑鄙的事，虽然有那个大环境，但这个事不应该这么做。”
对于过去的那些事情，温庆福本来已经不想提了。1995年，他给自己贴过大字报的老校长画了两只大寿桃，专门坐车去益阳市，拜托学校传达室的大爷转交。尽管没有得到回复，但他觉得稍微好过点了。几年后，他去美国出差，参观教堂时看到很多教徒在排队忏悔，觉得“忏悔是个很好的事情”。回国后，温庆福买了本圣经，“共产党员本就是无神论者，但是不能排除宗教信仰对个人灵魂的触动”，他曾对媒体这样说。
这些年来，温庆福喜欢看巴金、胡适、梁漱溟晚年的回忆录，一直想写篇道歉的文章。“‘文革’离现在40多年了，当年的青年变老年了，老年人喜欢回忆、反思。”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一笔财富，送给子女和年轻人。
他还记得，“文革”时期，一个工宣队员用铁钳把一位老师的牙齿拔了。“当时看客很多，不敢谴责他，我也是。这是不是鲁迅讲的国民性？我也是有，比如带人抓同事，也是不甘落后，跟上潮流，图个好前程。只顾自己不落后，别人受到残酷迫害，这不是自私是什么？”他反省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