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勤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广告的。今年年初，他少有地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见到当年被他抄家的“黑五类”同学，还是会不好意思。
《南方都市报》还原了那次聚会的一些细节。“说句良心话，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饭桌上，刘伯勤对其中一位同学说。几个月后，他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道歉广告。“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他这样写道。
这句话让1000多公里外长沙的温庆福很有感触。今年2月，他也写了篇博客，向自己伤害过的同事和老师道歉，并把文章投给《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其实我的道歉心存很久，良心的责备是主要的。”67岁的他说。
编辑邹东锋一直寻找合适的刊发时间。类似的来稿非常罕见，他想把这类文章集纳成主题，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刘伯勤刊发的道歉广告成为一个契机，他马上在读者QQ群里发布征稿启事，山东和福建的两位老人发来邮件。
邹东锋还为这三篇文章写了段编者按：“对于‘文革’，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什么，而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其实，这份歉疚在亲历者心中，不是没有，而是缺乏公开的勇气。在我们收录的这份忏悔录中，这一句道歉，来得也颇为沉重！”
沉重的记忆始于1966年。11月的一天，“文革”积极分子宋继超正在高中教室里编《红色造反兵团报》，三四个红卫兵突然走了进来。
“郭楷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学校已经被批斗了，你当年是他最熟悉的学生，你应该最知道他的问题，希望你积极揭发。”红卫兵说。
“那我给你说几个事吧。”当时，高中的山墙上已经贴满批斗老师的大字报，宋继超“脑子一热”，觉得郭楷确实也有问题。他把老师说过的那三句话，曲解为“替彭德怀喊冤叫屈；诬蔑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歪曲领袖指示，贬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说完，他还摁了手印。
“你再好好想想，有事再跟我们说。”红卫兵满意地走了。没过多久，宋继超听说，郭楷被揪上批斗台，脖子上挂着很重的牌子，耳朵也被撕流血了。
“我说的三条非常要害，把郭老师害苦了。”回忆到这里，宋继超讪讪地笑了。可在当时，他只是觉得，“不应该揪人家的耳朵”。
那时，宋继超的同龄人都在“闹革命”。温庆福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的大字报，还带人抄了同事的家。刘伯勤和一群人闯进“黑五类”同学家，摔碎了同学奶奶的照片，没收了相框后面藏着的200元现金。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们心中一个“过不去的坎”。
“现在总结回顾‘文革’，大都是要求解密上层内幕。其实，全民总结历史，把自己摆进去很有必要。为什么在同样大环境下，每个人表现不一？”温庆福说。
这就像个疮疤似的，揭是不揭？
1984年，听说郭楷因脑血栓住进邯郸的医院，已经是军官的宋继超拎着苹果，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他。
早在十几年前，宋继超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当时，宋继超所在的派别夺权失败，他离开家去当了兵。1971年，部队突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打好背包准备出发，晚上还要站岗巡逻。
战友们都在猜出了什么事，直到国庆节后才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副统帅”林彪外逃，坠机于蒙古温都尔汗。
宋继超听了大吃一惊，很长时间拧不过弯儿来。“心里觉得挺没意思的，我积极搞运动最后落了个‘失败’，林彪成了叛国者，历史开了大玩笑！我醒悟了，简直太可笑了，想起自己揭发郭老师的事情，太可恶了！觉得自己很可恨，怎么那么傻呢，那么狂热呢？”
宋继超开始想了解郭楷的近况，可他不敢回母校，只能悄悄向同学打听老师的消息。他听说郭老师渡过了难关，已经回学校继续教课了，又听说郭老师身体很虚弱，还患上了多种慢性病。他想找机会跟老师解释那件事，这么一等就是十几年。
实际上，“文革”结束不久后，道歉就开始了。一位觉得良心不安，曾有过道歉行为，但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一再出现在媒体上的老人回忆：“一开始说要考试时，我们就去找老师业余教我们。那时我们就道过歉，‘老师，过去你别放在心里’。我看到我们学校一个比我大几年级的学生，回学校进门见老师就鞠躬道歉。”
宋继超也听说，“文革”刚结束，高中一个打过人的同学就去老师家登门道歉，可老师却只是冷淡地说：“我不需要你道歉，你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