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温庆福在日记中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表达：“我成了迫害张老师一家的帮凶，现在想起来真内疚。”
“我觉得啊，像我们这种公开的道歉，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自己过不去这个坎，老觉得对不起别人，要不说出来过不去，而且越看到有人公开道歉越过不去。”那位不愿意再具名的老人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样的想法。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刊登后，儿子在电子邮件中跟父亲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后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符号。有的同学也问他：“你捣鼓这个干吗?”
在网上看到一时成为焦点的“律师忏悔‘文革’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这篇《新京报》报道，张红兵的堂弟无法理解这种自揭“家丑”的行为，他给堂兄发来短信：“我真不知道：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我个人理解：大凡40岁以上人会认为大逆不道，40岁以下人是在听人‘说古书’，更有甚者，会嘲弄我们。”张红兵的妻子也曾对他说：“还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干什么？我们今天不是过得很好嘛。”
可1970年冬天对于张红兵来说就像一个重复的梦魇。那个寒冷的晚上，16岁的他和父亲一起，揭发母亲方忠谋“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的言论。在检举信的最后，当时的少年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公审大会后，母亲被拖上驶向刑场的解放牌大卡车时，掉下了脚上穿的一只黑色平跟带袢儿皮鞋。
母亲去世后，张红兵患上了精神抑郁症。粉碎“四人帮”时，他怀疑这是军事政变、资本主义复辟，担心自己会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他不愿意跟人交流，连扣衣服扣子都要想一想，甚至想过自杀。
直到1979年，张志新的事迹刊登在报纸上，政治形势变了，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开始给母亲写申诉材料。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把一家媒体的记者带到母亲坟前，双膝扑跪，在尘土中磕头，“妈妈！我带了记者来，我会把你的故事告诉他们。”
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道歉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后，宋继超觉得这件事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伤害过人的朋友，让我们道歉、忏悔吧，不只是为了自己心安，还为了能直面子孙、直面历史。”这一次的文章结尾，他不再只是祝老师身体健康、求得老师宽恕。
宋继超没有机会听到老师的原谅了。不过，温庆福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星期后，曾被他抄家的同事张琼英的儿子给编辑部发来一封邮件。张琼英已经87岁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她看到文章后，只是说了句：“那不怪他。”她还记得抄家时，温庆福曾经“高抬贵手”，没有把搜到的油印传单交上去。
“温老师，您可以放下这分愧疚了。”张琼英的儿子在邮件中说，“‘文革’突起，泥沙俱下。有人被裹挟，有人被欺骗，有人被煽动，有人却是昧了良心。我们现在再次提起‘文革’，不是因为怨恨，而是为了反思，为了警醒。”
为买到这份刊登着回信的报纸，温庆福顶着太阳骑自行车跑了3个报摊。他对前来采访的《潇湘晨报》记者说：“终于可以放下了。”
在微博上，温庆福还转发了一位时评作者对此事的评论：“当事人的宽容，乃至选择性遗忘，并不能成为个体参与作恶者开脱的理由和借口，伤口修复，仍有赖于真诚悔过。一个人的伤口修复是这样，一个民族的创痛修复亦如是。拒绝忏悔和道歉，总是躲躲闪闪的遮掩和回避，对于那些被裹挟的盲从者、个体作恶者，似乎这样就可以‘放下’了，殊不知，由此沉淀下来的不良基因，依然是社会的隐忧。”
刘伯勤已在5年前获得了同学的谅解。他把曾经的“黑五类”同学请出来一起吃了顿饭，当面道了歉。“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同学对他说。刘伯勤清醒地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
并不是所有的道歉都获得了谅解。这些道歉者中，受到质疑最多的是张红兵。在网上，有人说他只有在母亲坟前切腹自杀才能谢罪，有人称他是“时代的投机者”，就连经历过“文革”的同龄人也说他的道歉“难以让人谅解”，因为他触碰了“人性的底线”。
今年以来，张红兵接受了许多家媒体的采访，但另一些道歉者在公开忏悔之后，谨慎地保持低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人委婉地表示，自己犯的错与张红兵的罪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有的打人，有的坚持文斗不搞武斗，还有相当多的‘逍遥派’，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无声地抵抗？‘文革’期间，是芸芸众生的大展示。每个人的善和恶都暴露出来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