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所引的一长段话里，胡适承认我们古代的政治也不如西方，可是二十年后他却转而强调中国上古以来政治思想和历史演进中不少值得推崇的地方了。这方面有两篇很值得注意的讲演。一篇是民国四十三年（1954）在台湾大学讲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在这篇讲演里，他介绍了同年替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周年纪念广播演说中讲的中国古代权威与自由冲突的观念。这儿他说中国古代发生过四件大事：（一）老子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的抗议。他说：“中国政治思想在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最有创见的，恐怕就是我们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老子——的主张无政府主义。他对政府抗议，认为政府应该学‘天道’。‘天道’是什么呢？‘天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二）第二件大事，是孔子、孟子一班人提倡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他说：“后来的庄子、杨朱，都是承袭这种学说的。这种所谓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是由于他们把人看得特别重，认为个人有个人的尊严。（三）秦帝国极权政治，也就是集体主义的起来和成功。（四）第四件大事是这个极权国家的打倒，汉朝初期七十年采用了老子无为的政治哲学，建立了一个四百二十年的大汉帝国，“安定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他把汉朝无为而治的建立看得很理想，说：“这可说是两千多年前祖先留下来的无穷恩惠。这个大帝国，没有军备，没有治安警察，也没有特务，租税很轻。”他这种说法，与他二十年前在《信心与反省》一文里说的“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显然大有差别。
另一篇是民国四十九年（1960）七月十日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中美学术会议”开幕仪式中的英文讲词，后来由徐高阮译成了中文，题作《中国传统与将来》。在这篇讲词里，他提出把“传统当作一长串重大的历史变动进化的最高结果看”。并且从历史演变看，中国文化不像日本由中央统制，而是渐渐受外来文化的传播渗透而变化。他说：“我决不担忧站在受方的中国文明因为抛弃了许多东西，又采纳了许多东西而蚀坏、毁灭。”他引用自己在1933年给所著英文《文艺复兴》一书的“自序”里说的一句话，中国文艺复兴的结果仍然会得出那个“中国根底”（The Chinese bedrock）——“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这也许可说是胡适建设中国文明的最高理想。
抗战胜利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成分，虽然间或也有所批评，但已逐渐转向提倡其中自由主义、民本主义和尊重个人尊严的因素。中共方面研究胡适的人，如耿云志等，认为胡适这后期一生，是在“利用传统文化反共”。这也许只说中了一部分。在另一方面，也许那是由于胡先生晚年见事较多，考虑略周，逐渐想对中西文化问题作个更能平衡的判断吧。不过说汉初黄老无为而治的政制，对后代影响很大固系高见，可是两千年来阳儒阴法的专制帝制，有时仍有它专暴的一面，像明朝就有时不免于此。再说，传统中国的个人，大多束缚于家族制度，很少尊重独立的个人。中国传统中实在缺乏“权利”（Right）的观念，所以很不容易建立保障人权和民权的法制。中国也没有宪法、选举（Election）和多数决的传统（只有“三占从二”的观念，却未见运用到政制上去）。这些我在近三四十年已多次提到过。没有这种种具体法律制度的保障，若只拿抽象的自由、民本思想说成民主政制，终会只落入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为了要救时弊而从历史中予取予舍，总未免有失于尊重事实。这本来是胡先生要我们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