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谈谈那最引起人争论和责难的问题，就是胡适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口号的问题，以及他对中西文化或东西文明的看法，和所谓“全盘西化”问题。大家都知道，“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是他替《吴虞文录》写的“序文”里提出的。这大约可表明他在“五四”早期很赞同吴虞的某些看法，不过也不能说就是完全同意。我过去三十多年来时常对朋友和学生替他辩解说：“孔家店”和“孔家”并不全同，和“孔丘”更不全同。打倒孔家店并不等于打倒孔子，也不等于打倒儒家。五十年代时我对他这样说时，他不觉莞尔。那时他根本认为他从来就没有要打倒孔子和真正的儒家。这在唐德刚教授记录的《胡适口述自传》里说得很明白，我相信他对别的好多朋友和后辈也曾多次说过。在他晚年，好几次在文章和讲演里说到他很敬重孔子、孟子和朱熹；可是在早期他也说过“让马克思牵着鼻子走固然算不得英雄，给朱熹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这只能了解作他只是反对盲目信从罢了。其实，在三四十年代我读胡先生的著作时，从来就不曾觉得他是完全反孔反儒，不过觉得他到了晚年，有时是更偏向儒家而较少批驳罢了。
关于“全盘西化”论问题，我从来就不认为胡适真正主张过“全盘西化”，我也不认为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五四”时期的重要知识分子真正主张要“全盘西化”，蔡元培当然更不是如此。我固然在五十年代曾说过，“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好像是在反对整个中国传统，但那也只能说表面好像如此，若仔细检查一下他们的言行，就知道并不如此。若是鲁迅整个反传统，他不是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明明指出传统中国小说有不少是很好的吗？若是胡适反整个中国传统，那还有什么“白话文学史”可写？五十年代中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值得敬重的同事史华滋教授尝对我说，他觉得“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不脱中国传统中“全体主义”（Totalism）思想习惯的影响，总想全盘处理，全盘解决问题。他所说的也许可适用到许多人，不过我提醒他，也有许多人不完全如此，尤其是胡适，他就有意识地认为，中国问题不可能找到一个简单的万灵丹来“全盘解决”，他认定文明是“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
当然，即使文明或文化只能一点一滴来建设，从理论上说，依然可以把中国一点一滴来全盘西化。可是胡适到底是不是真正主张过一点一滴的把中国“全盘西化”呢？我的判断是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这样主张过。1969年5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五十周年，召开了一个讨论会，也要我回去参加。史华滋的一个学生在论文里认定胡适是个“全盘西化”论者。我当时指出，至多只能说他在极短的时间里说过这句话，不过他很快就改过了，而且自认只是一时用字不妥当，本意并不如此。我在《“五四”运动史》的一个注解里虽然指出过这点，但说得不够详细。这位作者好像稍为修正了一下，不过基本上没有改变。去年大陆上研究胡适的学者耿云志先生寄赠我他著的一部《胡适研究论稿》，所记事实不少，可是仍完全站在马列主义和中共的立场来批判胡适。说胡适原先主张“全盘西化”，很快又草率改变，实在有“不老实处”。其实这个问题也并不太难解决，在1929年他那篇英文文章里虽然用过一个英文词汇可译作“全盘西化”，而且主张如此，可是他同时也用了另一个英文词汇，可译作“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这篇英文文章本来中国人就很少读到，在中国没什么影响，一直要到1935年因陈序经、吴景超等人的讨论，由胡适自己提起他那篇英文来才受人注意（潘光旦当初的评论也是用英文写的，所以也没引起人们留意）。而这时胡适在自己署名写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里就老老实实承认自己那英文词汇是“用字不小心”，并解释说：“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并且说：“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份，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至于他所说的“世界化”一词，虽然欠缺明确的界说，可是在他引到“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主张的“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三个标准时，就说：“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所以可把他们认为同志了。从这句话看来，可见他所说的“充分世界化”，主要地，或至少一部分是意味着“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我们若把这句子里的“最新”字样解释成或改成“最好的”或“最进步的”，那就非常合理了。我想他的本意也不外如此。仔细说来，用“世界化”或“现代化”都比用“西化”好，现在日本在高科技方面、企业管理方面和教育方面往往有超过西洋的了，那就只能要“东化”了。中国人自己如果争气，建设出中国文化中许多优异的特质来，当然西方也就要来“中化”，中国烹调便是西洋“中化”的一部分。我去年在台北宣读一篇论文，题作《中西为体，中西为用论》，其实不如改作“中外为体，中外为用论”。这倒也不是题外的话，正是批判中国文化应有之义。总之，说胡适是主张“全盘西化”，其实只落入了孟子说的“以词害意”，落入了胡适自己说的徒然无谓的“名词上的争论”。
可是胡适最受人责难的还是他在某些场合对中国文化的严厉贬斥。胡适素来自认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可是在二三十年代有时一提到中国传统和现状时却显得非常失望和悲观。例如他在1920年、1921年左右对孙伏园说过“中国不亡无天理”，不过这还只算一时的愤慨话。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有个名叫寿生的人向《独立评论》投稿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就引发他写出《信心与反省》一文，其中有下面这一番话：
……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我们且谈谈老远的过去时代吧。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尤其是造型美术与算学的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我们试想想，“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Euclid）正和孟子先后同时；在那么早的时代，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少年爱国的人何不试拿《墨子·经上篇》里的三五条几何学界说来比较《几何原本》？）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
接着他又说：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地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
今天正是胡适之先生百岁的冥诞，我带了他两本“文存”在由美国到台北的飞机上，特别把这两大段抄了下来，想请大家来重读一遍。胡先生早就说过，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是犯忌讳的，是至少要引起严厉的抗议的”。可是他又说：“我心里要说的话，不能因为人不爱听就不说了。正因为人不爱听，所以我更觉得有不能不说的责任。”今天我来重引这两段话，当然也会感到可能有“人不爱听”的压力。可是我们今天的心情，比三十年代的胡适是应该要冷静些了。我们首先就要检查一下，他这样一件一件列举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是样样合于事实吗？样样经得起考验吗？他说的有许多我可以同意，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我这对数学本是门外汉，却有兴趣的人，1948年一到美国赶着就去买了“多务”（Dover）版的详注本去翻看，也把柏拉图的对话全集和亚里士多德的选集买来，和中国的先秦经典对比，发觉西洋早期的论辩，就偏向于逻辑分析和有系统的处理。因此我深服爱因斯坦批评说中国传统思想方式不重“三段论法”，是个最大的损失。胡适提到科学时，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还未问世，历史上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发明，至少可以举出五六十件走在世界各国之前。即使三十年代时还缺乏好好的研究，但从常识上说，所谓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造纸、印刷术、罗盘和火药，应该算得上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可是胡先生却一点也不提到。我想为什么呢？也许正因为祖宗虽有光荣，我们后世子孙却不肖得很，连这四件祖宗的光辉发明，我们都做得比别人差得远。又如艺术雕刻，我们古代的确没有希腊罗马那美好的大理石刻，可是他们又哪里找得出我们古代那么典雅的钟鼎彝器，和精美绝巧的玉雕呢？我们的水墨画也另成一家，总不好只拿西洋的油画和水彩来代替了事。至于骈文、律诗，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如欣赏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种律诗句子，欣赏到石涛的水墨画，正用不着“低头愧汗”。可是胡先生所提到的八股、小脚、太监等等，总是事实，决不可隐讳，也不必用“西洋也有臭虫”的办法来搪塞。
